唐长安大明宫朝堂制度的研究.doc

唐长安大明宫朝堂制度的研究 　　朝堂制度是中国古代宫廷与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长期以来却被忽略了,至今未见有专门的研究成果出现,只是在一些论著中偶有提及,而有关唐代朝堂制度的研究更是寥寥无几。至于唐长安大明宫中的朝堂,无论建筑形制还是规模,在中国古代宫廷中都有代表意义,具有承前启后的地位,其功能之复杂性也远远超过前代,应该引起重视,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一、朝堂的渊源与大明宫朝堂的形制 　　朝堂之置由来已久,从现存典籍的记载看,应出现在汉代。史载:“汉制:九嫔、九卿分治内外官府之事,天子居路寝,九嫔序列东、西,三公处朝堂,九卿前居左、右。”但其历史渊源却可以追溯到西周。宋人叶梦得在《石林燕语》卷二中指出:“古者,天子三朝:外朝、内朝、燕朝。外朝在王宫库门外,有非常之事,以询万民于宫中。内朝在路门外,燕朝在路门内。”所谓“路门”,郑玄解释说:“大寝,路寝也,其门外则内朝之中,如今宫殿端门下矣。”即此知,由于天子大寝又称为路寝,所以其门也称为路门,相当于后世宫殿的端门,即正门。林希逸《考工记解》卷下解释说:“路门外九室,九卿治事于此也。”郑玄又曰:“九室如今朝堂,诸曹治事处。”受这种古制的影响,隋文帝兴建大兴宫时,便把朝堂建在了正门承天门之外。唐朝建立后,改大兴宫为太极宫,左、右朝堂的方位没有改变。 　　尽管古人大都认为朝堂之名应出现在汉代,然而在《史记》、《汉书》中却未见记载,其他典籍中也未见西汉时就有设置的记载。不过,班固的《两都赋》中有“左右廷中,朝堂百僚之位。萧、曹、魏、邴,谋谟乎其上”等语,赋中提到的四人,分别为萧何、曹参、魏相、邴吉,皆为西汉时的丞相,可知西汉时确已有朝堂之置。从现存史籍的记载看,其名在东汉时期大量出现,如《后汉书》卷二《明帝纪》载:“公卿百官以帝威德怀远,祥物显应,乃并集朝堂,奉觞上寿。”《后汉书》卷一六《邓禹传附邓骘传》言:“其有大议,乃诣朝堂,与公卿参谋。”自此以后,历代王朝皆置有朝堂,作为公卿大臣议政之处,《晋令》甚至明确规定:“朔望,集公卿于朝堂而论政事。”直到隋代仍是如此,如高颎在隋文帝时任尚书左仆射兼纳言,“颎每坐朝堂北槐树下以听事,其树不依行列,有司将伐之。上特命勿去,以示后人。其见重如此”。高颎本应在朝堂内议事,却坐于朝堂外的槐树下,文帝能够优容,表现了皇帝对其高度的信任。炀帝”诏令(裴)矩与虞世基每宿朝堂,以待顾问”,也证明了朝堂为议政之处的性质。 　　关于隋代朝堂的地理方位。宋敏求记曰:太极宫“承天门外有朝堂,东有肺石,西有登闻鼓”。 　　这里说的虽然是唐代的情况,但实际上反映的仍然是隋朝建大兴宫时的格局。自从龙朔二年(662年)大明宫建成后,高宗遂搬离太极宫,从此大明宫便成为有唐一代的政治中心。 　　关于大明宫左右朝堂的方位,宋敏求《长安志》卷六《东内大明宫》记载得很清楚:“(含元)殿东南有翔鸾阁,西南有栖凤阁,与殿飞廊相接。又有钟楼、鼓楼。殿左右有砌道盘上,谓之龙尾道。夹道东有通乾门,西有观象门。阁下即朝堂、肺石、登闻鼓(原注:一如承天之制)。”程大昌《雍录》中记:“大明宫有含元殿,夹殿有两阁,左曰翔鸾,右曰栖凤,两阁下皆为朝堂,东朝堂置肺石,西朝堂置登闻鼓。”其他图籍的记载一如《长安志》,并不存在分歧。与太极宫不同的是,大明宫的东、西朝堂并未建在其正门丹凤门外,而是建在宫内主殿含元殿前。这一点与古制完全不同,应是唐代宫廷制度出现的一种变化,就像隋朝在承天门举行外朝活动,而唐朝却改在含元殿举行一样,都是宫廷礼制变化的表现。 　　关于大明宫东西朝堂的形制。考古工作者曾在1982年进行过科学发掘,现将其报告内容简述如下:在翔鸾阁下的为东朝堂,栖凤阁下的为西朝堂,左右两座朝堂东、西相对,北距两阁均30余米。由于西朝堂遗址被现代建筑占压,因此当时只发掘了东朝堂遗址。经过发掘发现,东朝堂曾经过改建和扩大,遗址有早晚两期重叠在一起。早期朝堂的建筑比较简单,只是一座大型庑殿和一道东西向的墙垣。朝堂坐北向南,基坛残存高0.3~0.6米,基坛的平面形状呈长方形,东西长73米,南北宽12.45米。基坛周围砌砖壁,外铺砖散水一周。据基坛面积推测,朝堂面阔15间,进深约2间。在南侧有踏步三个,间距均24.15米。在朝堂东端的中间,有一道2米的板筑土墙直向东去,发掘长度达87米尚未到尽头。再向东10米即含耀门南街。估计此墙的东端很可能与含耀门街西之南北墙相接。所谓的“侧门”很可能就在此处。由朝堂东出侧门,稍南即是昭训门,再南即出望仙门。百官由望仙门入朝,这一东西向的墙即起着与北面宫廷隔绝的作用。晚期的朝堂基址,是在早期的基址上重建的,但向东移了16米多,并向北展宽4米。又在西端北侧向北新建了一排廊庑,南北长43米多(北端被路沟破坏了一部分),东西宽10.4米。台基两侧未发现踏步,只有散水的遗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