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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时期农村信仰文化与道德秩序的重构 　　摘 要：目前，广大农村出现宗教返热现象，其本质是农民对实际生活幸福感和质量的一种功利性期望，这一现象的出现与转型时期农民的生存状况和精神态势密不可分。引导农民建构科学、合理的信仰文化和道德秩序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要途径。应因势利导，加强农村社区建设；遵循规律，推进农村文化建设；立足根本，健全农村保障机制；积极引导，使农民信仰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相适应。 　　关键词：转型时期；信仰；道德；文化；重构 　　中图分类号：B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11）08/09-0068-04 　　作者简介：?高德群（1971- ），男，江苏启东人，中共启东市委党校副校长，高级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学。 　　 　　为深入了解农村集居地公共文化建设和新时期农民的心理状况，中共启东市委党校《东部沿海地区农民集居地社会学研究》课题组先后走访了启东近海镇、吕四港镇、启隆乡等乡镇和如皋、连云港等县市，展开专题调研共计6次。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农民的生活状况有了很大改善，然而与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趋势相左的是，很多农民在物质相对产生满足感的同时，幸福感却有了不同程度的下降，社会文化的孤独感和价值取向的茫然带来了人们普遍的精神困惑和与之俱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如部分地区出现宗教返潮现象，部分农民开始在教堂和经书中寻找生活的意义和自身的价值。 　　 　　一、农村宗教信仰现状分析（以启东市为例） 　　 　　广大农村出现宗教返热现象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根据启东市宗教事务局的统计，目前，全市有佛教活动场所7处，僧职人员62人，相对固定的居士3000多人，善男信女60000多人；基督教堂所14处，信徒20000余人，教职人员20人；天主教堂所10处，教职人员12人，信徒12000多人。而道教和众多民间宗教信仰者，因其组织的松散、活动的原子化，难以统计出一个确定的数量和比例，但数量应更大。目前，信教群众数量有提速增长的趋势。 　　在调查中，我们注意到，当下信教的农民表现出了与传统教徒很大的不同，他们很少真正地将信仰根植于生活、用于灵魂安顿，而是将几乎所有的心智和追求都放在了世俗生活和现有社会秩序的关注上，甚至不再相信来世。他们对宗教往往并不是真正地完全投入，而是多仅停留于相对比较实际、易操作化的层面，只是希望通过信仰上帝、神佛能带来现世的幸福生活和公正待遇。2010年12月25日，我们到启东汇龙镇北郊天主教堂调研，当晚共有1000多人次参加了该教堂举办的圣诞联谊会。随机调查其中36人进教堂的原因，有9人因好奇而来，占25%；陪同信众来的2人，占5%；相对虔诚的信徒25人，占70%。而问及信教缘由时，信徒中有超过80%的人答复是因病因灾或经商遇到坎坷，通过亲友介绍而入教。这种集未知性与现实性于一体的诉求，本质上是农民对实际生活幸福感和质量的一种功利性期望。 　　 　　二、农民宗教信仰原因探析 　　 　　马克思曾说过：“只有消灭了世俗桎梏，才能克服宗教狭隘性。我们不把世俗问题化为神学问题。我们要把神学问题化为世俗问题。相当长时期以来，人们一直用迷信来说明历史，而我们现在是用历史来说明迷信。”［1］毋庸置疑，当前农民宗教信仰热这一现象的出现与转型时期农民的生存状况和精神态势是密不可分的。 　　1．社会保障因素。这是最根本的影响因素。在这次调查中，我们了解到，那些信教的村民在向不信教的村民传教时经常会用“信了精神好，不得病”、“保佑全家幸福平安”之类的理由来企图说服他们入教，而事实上这些教徒中有相当一部分当初就是因为这些原因加入教会的。 　　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尤其是农村保障，总体上处于过度分割的状态，这是现阶段这一制度建设面临的最紧迫问题。从各地的实践来看，农村保障体系含农民工养老保险、农村养老保险、农村五保户制度、失地农民养老保险，以及计划生育夫妇养老保险、老年津贴制度、优抚制度等，过度分割的现实格局造成了制度“碎片化”现象；同时，保障水平太低也是一大顽症，尤其是农合、农保，其所产生的救济效应微乎其微，这也使得农村部分弱势群体在遇病遇灾之际的对抗力量弱化，因而试图通过宗教救济来缓解困境。 　　2．社会文化因素。一方面，家庭结构出现变化，并带来对传统家庭生活模式的冲击。由于社会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中国农村社会结构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现象：由于家庭结构的小型化、人群的不断流动等原因，传统的大家族聚族而居、大家庭阖家生活的模式基本不复存在。相当一部分父母不再与成年子女共同生活，代际之间经济往来和情感交流等互动行为迅速减少。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则使一批又一批的农民尤其是青壮年农民走出乡村，接触新的城市生活，而老人、妇女和孩子则多留守家园。无论是流动出去的打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