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启改革之路寻求政府市场与社会“三只手”合力.docVIP

重启改革之路寻求政府市场与社会“三只手”的合力 　　按照2011年5月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的统一部署，2011年报送全国人大审查部门预算的98个中央部门，在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批准后，都要向社会公开本部门2010年度“三公”经费决算数和2011年“三公”经费预算情况，包括公开出国（境）费、车辆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三公”经费和行政经费支出情况。然而，截止2011年7月15日，公开“三公”经费与行政经费支出情况的中央部门仍然不到所有应该公开部门总数的三成，这就导致了一个令人尴尬的局面的出现：“中南海的政策”在中南海里就打起了折扣。这一尴尬事实折射了由政府单方面推动的改革进程的困境――自我更新动力不足。 　　当代中国的改革已走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改革给中国社会的发展所赋予的强大合法性以及所注入的源源不断活力，如今却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其根本的原因在于三十多年的改革历程，一方面对高度垄断与集中的权力格局并没有形成有效的冲击和改变，相反由此沉淀了日益刚性化的利益割据与利益固化格局，一些既得利益集团阻挠、压制与异化改革，另一方面三十多年的改革历程也没有有机形成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良性互动格局，更谈不上有效地发挥作为“看得见的手”的政府、作为“看不见的手”的市场和作为“体现主体性力量的手”的社会这“三只手”的合力，而只是更多地依赖一方力量的单兵突进和浅尝辄止，甚至更多地依赖和迷恋作为“看得见的手”的政府的强大干预和控制能力，其结果必然导致当代中国的改革步入了一个欲进不明、欲停不能、欲罢不行的进退维谷状态。在事关中国未来历史命运的紧要关头，站在历史的制高点，全面反思过去，全力关乎当下，审慎谋划未来，重启改革之路，已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与现代化建设的当然选择。 　　 　　建立可信的承诺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发端于英国、拓展至北欧诸国以及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等国、兴盛于美国的以政府自身为改革对象的“新公共管理运动”，掀起了西方发达国家一波又一波的“政府再造”或者“重塑政府”高潮，其核心主旨在于借用基于信息技术的民营化与??应两大手段，全面提升政府绩效与有效满足公民对政府政策制定的公共参与要求这两大政府发展与社会发展目标。在“新公共管理运动”开展得最为深入的美国，自1992年克林顿总统上台后，以“绩效预算”为导向的“再造政府”目标把对政府自身的改革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结果不仅成功地结束了联邦政府长达40余年的预算赤字历史，而且极大地提高了政府治理的绩效，有效地提升了公众对政府施政的认可度与满意度。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波最早发端于西方发达国家并取得巨大绩效的“新公共管理运动”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被引入和推介到中国后，至今仍然停留在学者的“书斋式意淫”层面，还没有有效地转化为治理国家和社会的生动实践，更没有成为有效推进政府自身改革的理论与实践工具。即使在一些地方和部门，因为招商引资以及近年来为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需要，借鉴了西方发达国家利用信息技术手段来推进政府流程再造的经验，进行了行政服务流程的优化，但也只是始终停留在一个办事程序的优化和办事效率的提高之上，根本谈不上深层次地对政府自身的结构体系和运作过程进行全面的制度与机制改革和重塑。一个经典的案例是，2008年初中共十七届二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和《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在提交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后，全国自上而下都开始了以大部门体制再造为重点的政府机构改革进程，但三年多的时间过去了，大部门体制名义上是建立起来了，但政府服务意识与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机构与人员的精简、政府办事效率、政府权力的有效监督、政府预算与行政成本的控制等问题，依然不见任何实质性的突破。因此，我们毫不奇怪地看到，多年来，尽管执政党与政府都认识到要进行改革，也在不断地推进改革，但砍向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大刀也已经高高地挥舞起来了，却迟迟不见砍下，或者即使砍下了，最终也不过被轻轻放下，而攀附在政府身上的多年累积下来的毒瘤依然如故。 　　政府作为国家的代表，其施政得当与否，既关乎普通民众福利的增益与减损，又关乎一个国家的兴盛与衰亡。诺贝尔经济学奖1993年获得者美国学者道格拉斯?C?诺思的名言――“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为作为“看得见的手”的政府的治理绩效的正反后果作了最好的注解。因此，既然一方面要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的“恶”，另一方面又不得不依靠政府的“恶”，其根本的出路在于建构一种规范政府权力、保护公民权利的政治秩序，而这种政治秩序的奥秘“在于国家能否做出可信的承诺，而这种可信的承诺有赖于建构对官员行为进行可靠限制以及对公民权利进行有效保护的制度体系，而且这种制度体系能够产生使官员们自觉地把维护公民权利当做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