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高校债务性质与风险估计.docVIP

我国高校的债务性质与风险估计 　　[摘要]由扩招直接引致的高校大规模举债,实质上是形式转换了的政府行为。多数高校的资金状况和结构决定了其负债还将继续。增进适度负债经营与现行财务制度的相客性,合理运用财务杠杆,是风险控制的关键。 　　[关键词]扩招;适度自债;财务杠杆;风险控制 　　 　　从20世纪末开始的我国高校扩招及随之而来的新校区建设,引致了大规模举债。至2009年底,全国各高校的银行贷款余额,较保守估计约2 500亿元,甚至可能已逾5 000亿元。贷款最多的吉林大学为30亿元,每年须付利息1.5亿元。从而“学界、媒体、社会公众和政府已将中国高校贷款问题公认为‘高校贷款(债务)危机”’(林莉,2008)。 　　对高校债务的形成机制与如何化解财务风险等问题,学界曾进行广泛的研究。高校负债作为我国教育发展的阶段性现象,虽然随着新增银行贷款事实上的被冻结而“被关注度”有所降低,但并未因此而压力消减。迄今为止仍无定型的化债方案,这与高校债务的性质不明与风险的估计偏差有极大关系。 　　 　　一、高校债务的成因 　　 　　如何化解高校债务风险不是操作性问题,而是需要判断高校债务的性质进而追溯债务的成因。 　　一些学者认为,政府长期未能兑现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承诺,即教育投入达到GDP的4%,所以政府投入不足是高校债务形成的根本原因(成立平,汪榜江等,2009);浙江科技学院院长杜卫也指出:“学校出现财务风险,问题出在高校,根子却是政府投入不足。” 　　但是,根本原因不等于直接动因。1998年到2008年,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从9.8%上升到23%,在校大学生人数十年间翻了两番。为了扩招和保证教育质量,需要大量而且集中的投入。即便政府教育拨款达到GDP的4%,按年度核拨的“投入”也是“远水救不了近火”。因此,扩招是高校大规模举债的导火索(何学飞,2009)。 　　回溯20世纪90年代中叶,我国进行了高等教育改革的“三大战略”――并校、扩招、后勤社会化,其目标是在不增加财政负担的条件下实现高等教育的跨越式发展。并校主要是希冀通过教育资源整合进行规模扩张,解决高等教育发展中师资的“软件”约束。但由于内部交易费用即“融合成本”的巨增而效果不彰。后勤社会化则直接着眼于降低政府投入和高校运行成本,却因制度设计缺陷而基本失败(彭久麒,2002)。扩招显然是高等教育实现跳跃式发展的“战略核心”。我国学校教育实行强制性的规范要求,自然也承担下“包干式”责任――即便视“教学质量”为“软指标”,提供食、宿、教室却必须是“硬条件”。为应对成倍增加的学生,高校“挖潜”可以说是招数用尽:数百人“上大课”,增加“实习”时间而减少实验学时,辟库房、附属小学、幼儿园、教室为住宿点,食堂流水作业而学生轮流就餐。即便如此,几年后也“潜力”耗尽,于是被迫扩建。因为地价成本差异,高校无一例外觅地另建了“新校区”。“新校区”需要庞大且集中的投资,在财政拨款几无增量的情况下,非义务教育“收费制”和高校贷款政策便顺势推出。“学费”涉及到学生家长的承受能力,对所需的集中支付也缓不及济,因而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由于高校资金来源单一(政府拨款和学费),便只剩下外部融资一条路。 　　此外,一些学者认为高校“预算软约束”(林毅夫、王红萍等,2007);高校办学成本增高(许明,2008);教育部门管理不当(如迫使高校突击花钱的“教育质量评估”)(何学飞,2009):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刘宛晨,2007)等都是推动高校举债的诱因。 　　揭示高校负债的成因,有助于厘清高校债务的性质,也是估计乃至化解风险的要旨。 　　 　　二、高校债务的性质 　　 　　我国高等教育实现从“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的历史性转变,“扩招”是“转折点”。不过,“扩招战略”似有揠苗助长之嫌而备受诟病。高校教育质量下降,过度负债是不争的事实。但要公允地评判这一“战略举措”的得失,需追溯其动因,这恰好是厘清高校债务性质的关键。 　　中国曾经领跑世界社会经济发展数千年,近代却日渐沦落,饱受列强欺凌,除“制度”因素外,重要的原因便是教育的落伍。一个90%以上的国民为文盲,科举制又只能产出少数“百无一用”士子的国家,在世界竞争中必然会被迫出局。新中国领导人对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教育的作用和状况了然于胸,曾不断地强调教育的基础地位,为提高国民素质付出了极大努力。但是,“一文钱难倒英雄汉”,“穷国办大教育”的雄心背后是财政窘境,长期的教育经费“投入不足”使普及小学义务教育也勉为其难。改革开放20年后,我国重新崛起的格局初露端倪,经济水平的迅速提升和“世界工厂”地位对高质量人力资源的庞大需求,使高等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不适应的矛盾日趋突出。首先从数量上应对人才短缺势所必然,而在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