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中国“经济逻辑”.docVIP

理解中国“经济的逻辑” 　　观察中国经济问题有很多视角，核心是政府经济活动，甚至能以此明显区分不同时期的中国经济特征。 　　 从宏观经济学角度概括近八年来的中国经济，最本质的特征是财政的扩张。展望下一步经济走势，若财政与货币政策调整得当，中国经济“软着陆”的可能性较大。 　　 　　财政扩张的逻辑 　　 对于财政扩张，曾有人表示疑问，中国每年的财政收入增长那么快，而增税应该算是紧缩型财政。 　　但中国的财政机制是以支出定收入的，因为尚未建立真正意义的现代国家严格预算制度，所以多是行政官员先决定任期内需要实现的几件大事，再回过头来到各渠道找钱。 　　 故此，税收的迅速增长不太可能形成对应的财政盈余结转至下一年。虽然这些年中国每年的税收都有20％至30％的增长，土地收入也增长很快，但多数早被预支出去了。 　　 正因为扩张的财政支出，政府才产生很大的融资需求。这时一个机制被发现：住房货币化，于是土地资本化以后，政府成了唯一的地主。经济被牵引到房地产支柱上，根本的动因还是财政，房地产繁荣某种程度上成了地方政府的融资机制。 　　所谓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最终还是来自于银行――开发商从银行获得贷款来参与土地的竞拍。更关键的是地根撬动银根。 　　地产商多认为，中国的楼价高是因为政府控制土地的供给。这话只对了一小部分。地方政府调控住宅供地量抬价格或保价格的情况是有的，但整体上供地却是大幅增长的（每年住宅供地量只占全部供地量的30％）。 　　 地方政府很聪明，知道用楼价来撬动整体地价估值水平，然后招商引资撬动银根，支撑投资的扩张。不能机械地理解“零地价”，那只不过是政府对于投资方的价值让渡来引致投资，因为对于银行来讲，地价还是市场地价。 　　 这其实是2003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逻辑主线。土地供给是中国投资形成的最重要的基础性条件，类似于地方政府的资本金。从严格意义上讲，地方政府实际上也是投资方，只不过它所得到的并非投资利润，而是财政收入、就业、GDP以及日后的政治晋升。 　　 财政的扩张，使得中国的宏观结构近年来发生???显著变化。 　　 比较1994年至2002年与2003年至2010年两个时间段可以发现，最近八年，中国的投资率上升了11个百分点（从2002年的0.38上升至2010年的0.49）。与此对应，中国的家庭消费率下降了10个百分点（从2002年的0.44下降至2010年的0.34）。这种变化在危机后的两年中表现更为明显，投资率上升的5个点是在2009年至2010年完成的。 　　剔除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之后，中国在1994年至2002年与2003年至2010年两个时间段的实际投资增速相差一倍。 　　前一个时段的实际投资平均增速为11.9％，后一个时期的实际投资平均增速放大至23％，差距达11个百分点。 　　 高投资增长必然需要低成本资金支持，所以中国在1996年至2002年的实际利率为3％，而2003年至2010年的实际利率降至-0.3％。在这96个月中，52个月处于负利率状态。 　　同时，投资扩张需要低要素价格支持。各级政府直接或间接掌控着经济增长的要素，土地、矿权、税收优惠、环保标准和市场准入。理论上，它们有能力改变微观的投资回报率，来支持其所意愿的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迅速扩张。 　　 但高强度的投资扩张，却反映了大规模部门之间财富的移动，私人部门（体制外企业和家庭）财富的转移为投资的持续繁荣提供了补贴。 　　比如，中国长时间将家庭储蓄利息率锁定在极低的水准，私人部门的企业和居民承担了很高的宏观税负，这包括政府收入高速增长和公共福利供给严重不足，以及政府为了支撑庞大的公共投资，将房地产演变成融资的机制，家庭被楼市泡沫和通货膨胀强制隐形地抽税。 　　 作为对照，中国的家庭消费率与投资率近八年来背离运动，也反映了这一过程。 　　 仔细分析1994年至2002年以及2003年至2007年的中国储蓄率结构变化，将更清楚财富在政府和私人部门之间的结构性移动。 　　1994年至2002年，中国总储蓄率平均37.8％，2003年至2007年，这一数字升至46％。单个年份看，2007年的储蓄率比2002年上升了11.7个百分点，其中：家庭贡献了2.1个百分点，政府贡献了3.2个百分点，企业贡献了6.4个百分点，政府和企业的储蓄率快速上升，家庭储蓄在总储蓄中所占份额相对下降。 　　 中国目前60％的储蓄是企业和政府形成的，而1994年至2002年期间，这一比例为47％。这是投资扩张经济模式的结果。当政府和国有企业部门的剩余越多，它主要做投资，形成产能，所以高储蓄又促成进一步的高投资。 　　 上述逻辑的结论是，只要投资还在迅速增长，就需要家庭部门提供更多补贴，家庭消费占GDP的比重就将停滞不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