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人属性和企业治理效率改善.docVIP

社会人属性和企业治理效率的改善 　　［关键词］经济人；社会人；企业治理效率 　　 　　在经济人假设下，经济学家认为股东和经营者都是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者，企业治理以股东对经营者的监督为主、激励为辅。过分强调对包括股东和经营者在内的企业相关者的经济人属性，容易忽视其社会人性质。社会学家注重人的社会属性。管理学家道格拉斯?麦格雷戈(Douglas McGregor)的X理论中的企业员工更像经济学家眼中的经济人；其Y理论中的企业员工则更像社会学家眼中的社会人。威廉?大内（William Ouchi）将日本的企业文化管理加以归纳，其Z理论强调管理中的文化特性，其中信任可以激励员工为企业忠心耿耿地工作。具有社会人属性的股东和经营者赋予了企业社会责任感和社会契约性质，他们愿意按照公平、诚信等社会原则协调彼此之间的利益冲突。认识到这一点，对于具有公平和诚信等社会人性追求的股东和经营者而言，变监督为主、激励为辅的治理模式为激励为主、监督为辅的治理模式，就可能是一个帕累托性质的改进。 　　 　　一、经济人假设下的“最优”激励和监督组合面临的问题 　　 　　基于经济人假设的委托代理理论认为，股东与经营者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股东把企业交给经营者管理是因为经营者使用资源更有效率，能为股东带来更多的经济利益。经营者从管理企业中牟取私人利益，降低了股东利益，所以，股东需要监督和激励经营者。这形成了股东和经营者之间的直接委托代理关系。当企业规模较大、股权分散时，股东需要通过股东大会并借助于诸如董事会、监事会一类的治理机构来监督经营者的活动。这拉长了股东与经营者之间的委托代理链条。委托代理链条的拉长产生了新的代理问题，说明除非它产生的收益大于产生的新代理成本，否则股东就不会接受这个安排。治理机构所产生的收益不会直接来自于它们能比股东提供更多的激励，因为更多的激励来自于对经营者更多的股权激励，而治理机构缺少这些股份。治理机构所产生的收益也不可能直接来自于它们节约了股东用在它们和经营者身上的激励支出和监督支出之和，因为在经济人假设下没有理由相信治理机构的经济人属性弱于经营者，也没有理由相信股东在面临治理机构比直接面临经营者时更加具有理性，因而能够设计出一个更优的激励和监督契约。我们认为，治理机构产生的收益直接来自于治理机构在监督能力上的比较优势，这种优势使得在股东付出同样的激励支出与监督支出下，能够更加有效地降低经营者产生的代理成本。 　　企业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以及股东与经营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产生了委托代理理论中所谓的“最优”激励和监督组合。然而，至少有两方面的原因足以说明这个“最优”是存在问题的。第一个方面的原因可以通过Leibeinstein[1](392-415)的惰性区域来阐述。在经营者的效用曲线中，存在着一个惰性区域。在惰性区域内部，经营者的努力区间对应着一个几乎不变的效用水平。由于企业价值是经营者努力程度的增函数，所以，也就意味着惰性区域之内的经营者效用几乎与企业价值无关。那么，对经营者所提供的股权激励也就不能够通过提高经营者效用来增加经营者的努力水平。因此，在经营者惰性区域中，激励是低效率的。监督通过外部压力而使得经营者的惰性区域向着增加经营者努力程度的方向移动。监督降低经营者的效用水平，为了保持其满意的效用水平，股东希望经营者通过增加努力程度来提高其来自企业价值的效用。但是，除非监督是充分的，否则的话，经营者就不是通过降低“偷懒”来实现其满意点，而是通过更加积极的机会主义行为利用企业资产牟取私人利益达到满足。总之，惰性区域的存在产生了激励的低效率和更多的监督支出，这是作为经济人的股东面临同样是经济人的经营者所难以解决的。 　　委托代理理论的“最优”激励和监督组合面临的第二个方面的问题可以由威廉姆斯[2]对机会主义的两种划分来说明。机会主义有两种，一类是主观恶意的机会主义，一类是主观无恶意的机会主义。监督和激励为的是减少经营者的机会主义行为，而经营者采取机会主义行为首先要从外部环境和企业内部捕捉到可以利用的机会。在多数情形下，经营者的行为虽然事后被证实损害了股东利益、增加了私人利益，但是在事前经营者并不完全是有意为之，因为他们也可能没有意识到这是可以利用的机会，也不能准确预测到他们的行动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监督和激励能够对经营者的主观上恶意的机会主义行为产生显著影响，但是对经营者主观上无恶意的机会主义行为却不会产生任何影响。在外部环境和企业内部所蕴涵的全部机会主义空间里，监督和激励所起的作用只是减少经营者的恶意机会主义空间，而不是减少整个机会主义空间。当无意的机会主义空间因为恶意的机会主义空间的减少而增加时，股东的经济利益同样也不能实现最大化，因为无论经营者的哪类机会主义行为都会降低股东利益。在这种情况下，股东用减少经营者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