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论”中未定之数.docVIP

“中国模式论”中的未定之数 　　作者简介: 　　唐士其,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教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西方政治思想史、当代西方政治思想、比较政治学理论。著有:《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比较研究》、《美国政府与政治》、《西方政治思想史》等。 　　摘要: 借用哈贝马斯的术语,对“中国模式”的讨论,最终应该形成一种建立在共识基础上的“交往性的权力”,而不能成为行政权力的牺牲品。正因为现代西方社会的物质生活方式不应该成为我国模仿的目标、我国必须寻找到自己与之不同的生活方式,并且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加以践行,因此,讨论“中国模式”才具有真正的价值,才不能“去政治化”。 　　关键词:中国模式 生活方式 去政治化 　　中图分类号:F129 　　 　　对“中国模式”的讨论,体现了我国知识分子和精英阶层的文化自觉与政治自觉,是我国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出现的现象。这种讨论本身就是政治性的,因为它不仅影响着我国对未来发展道路的选择,而且也影响着每一个讨论的参与者与听众和读者的价值取向。就此而言,让这种讨论“去政治化”,既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而且恐怕还有悖于每一位讨论的参与者的本意。况且,在涉及未来发展方向的一些重大问题上,我国已经不大可能“韬光养晦”,“非不为也,是不能也”,原因是一则今天的中国已经不可回避地必须向国人和世人宣示其未来的发展理念和目标,二则以我国现在的国际地位而言,无论怎么做,外部世界都不可避免会议论纷纷,甚至充满猜疑。 　　但与此同时,这种“政治性”的讨论又必须是理性的、开放的和坦诚的,也就是说,应该尽可能避免强制手段的干预。借用哈贝马斯的术语,对“中国模式”的讨论,最终应该形成一种建立在共识基础上的“交往性的权力”,而不能成为行政权力的牺牲品。 　　关于“中国模式”的理论很多,很难对其进行统一的评论,但在这些“中国模式”论中,存在着几个共同的问题,或者说存在着几个从政治上来看的“未定之数”。 　　 　　一、经验还是“模式” 　　 　　我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世所公认的巨大成绩,这也是人们谈论“中国模式”的基础。但???,既云“模式”,就应该是那种可以复制的形式,比如说,麦当劳是一种可以在全球复制的快餐店经营“模式”,斯大林体制则是一种可以在很多国家复制的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模式”。那么,在过去的30多年,我国是否已经形成了某种可以复制――既可以复制到其他国家,也可以在我国的未来复制――的形式呢? 　　不可否认,我国在过去的30多年中积累了不少成功的经验,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恐怕就是“摸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这是一种高度务实、不盲从任何教条、自然也不盲从任何“模式”的态度,是中国人传统智慧的体现。既然我国的成功是不受任何“模式”规范的结果,那么,在此意义上谈论“中国模式”,在语言上就多多少少就有些自相矛盾。因为时间地点不同、环境条件各异,人们采取的对策自然也就各不相同。所谓“不审势则宽严皆误”,道理就在这里。审时度势,是一种思想和行为方法,但不是一种“模式”。 　　我国的改革开放当然还提供了很多其他方面的经验,也的确体现出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诸多规律,这方面“中国模式”论者多有总结,而且颇有价值。如有学者发现,总结我国改革开放的30年,以及共和国建立之后的60年,再上溯到上千年的我国历史,可以发现我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中存在一些不变的基本要素,而我国的成功,正是这些要素发挥作用的结果。应该说,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学者发现的,其实是我国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某些规律性的东西;而规律有多种,并非所有的规律都具有普适性。比如,任何一个个体都可以有自己的“规律”,但并不一定适合于别人。我们可以研究、总结上千年来我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发挥作用的规律,并且借助这些规律指导或者调整我们未来的实践,但正因为它们是我国自身的规律,其规范意义只限于我国,因而也不能称之为“模式”。 　　 　　二、“完成式”还是“进行时” 　　 　　我国的改革开放成就斐然,但还远不能说,我们已经建立了一种稳定的、可持续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相反,我们正面临着诸多复杂的问题和挑战,比如环境污染、贫富分化、腐败突出等。对这些问题,我们尚未找出有效的应对之策,而现有的各种制度与政策也常常在实践中失效或者变形。举一个无关痛痒的例子。为了改变原有的高考制度导致的应试教育,人们尝试采用不同形式的“特招”制度,但实践“特招”制度的结果,却使任何“特长”教育都变成了应试教育。不能小看这类“制度失效”的现象,因为一方面,它在当前的我国社会具有某种普遍性;另一方面,它表明,这个社会正在很多方面失去一些基本的底线,“竟次效应”(或者不确切地说就是“劣货驱逐良货”的效应)正渗透到中国社会的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