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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司治理的产生和演变路径从法律移植到本土化探索 　　公司治理结构是随着以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为基本特征的现代企业而产生的，其核心内容就是解决经营者的激励和监督机制问题，而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孕育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法，由此导致世界上不同的公司治理结构模式。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中国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内容。与众多转轨国家一样，为了在最短时间内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中国采取了法律移植战略――引进了美国式的股东利益至上模式，但是，由于中国缺乏相应的政治文化和经济基础，法律上的公司治理结构在实践中便流于形式，中国公司的运行更多的是依靠非正式的治理制度――政府主导型的公司治理结构模式，这带来了很多弊端，公司治理改革一直在致力于促进股东利益至上模式在中国的实施。近年来，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改革战略的调整，中国的公司治理结构建设已经从最初的法律移植转向为本土化探索的阶段。 　　为了研究方便，我们将世界各国的公司治理结构模式分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股东利益至上模式和以日本为代表的利益相关人模式。 　　 　　一、中国公司治理的法律移植阶段(1993年至2002年) 　　 　　(一)中国移植股东利益至上模式的原因分析 　　1993年始，我国颁布了公司法并对国有企业实施公司化改造，希望通过现代公司治理结构解决对经理人的激励和监督机制问题。从公司法的规定来看，我国的治理结构更接近于美国模式，公司治理制度的设计都是围绕股东利益最大化这一目标进行。我国公司治理的基本架构为股东大会一董事会一经理层的三层结构。虽然，在三层结构之外，还设置了独立的、专门的监督机构――监事会，对董事会进行监督，并与董事会共同行使对公司经营管理层的监督权。但是，由于监事会既无重大经营决策权，也无董事任免权和薪酬决定权，基本上是形同虚设，无法和德国的监事会相提并论。从我国公司法规定来看，公司权力集中在股东大会，股东大会不仅享有公司法规定的法定权力，而且享有公司章程赋予的广泛权力，股东大会的职权中还包括了部分经营管理性质的权利。当然，我们不可否认的是，无论美国还是中国，公司实践中经理人成为了事实上的权力中心，但是，无论权力分配怎样变化，股东仍然拥有一个最终的控制权――即董事的选择权。这是和利益相关人模式最基本的不同点，在日本和欧洲国家中，职工等更多利益相关人的代表会进入董事会从而拥有决策权，使得经理人考虑利益相关人的利益。 　　我国选择移植股东利益至上模式的两个原因：一是股东价值最大化的理念契合了政府是国有资产所有者的观念，并有利于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改革目标。在传统的国有企业制度下，政府作为国有资产的拥有者(或代表)控制了企业的一切。企业的所有利润上缴给政府，损失由政府承担，领导由政府任命。虽然传统国有企业还具有对职工提供社会福利的功能，职工实施终身雇佣制，生老病死都由企业负责等等。但是，在国有企业完全由政府控制的情况下，职工并未分享到任何的控制权，职工是企业的主人翁仅从国有企业的资产属于全体人民的角度上来提出的，在企业层面上，政府是企业的所有者，职工从未被看作是企业的所有者。 　　自1978年开始的国有企业改革并未改变这一观念，国企改革的主线始终是如何实现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无论改革的措施如何发展变化，都是以政府享有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以及实现国有资产利益价值最大化为前提，因此从产权理论的角度看，政府一直是企业的所有者。 　　自1993年开始国有企业开始进行公司化改制，政府的身份变成了股东，所以，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的目标必然是股东利益最大化，而利益相关人则被排除在公司治理之外。而股东利益至上模式以外部融资为主，这正好符合当时国有企业融资的需要。利益相关人模式是以银行融资为主，证券市场并不发达。当时，国有企业效率低下，让国有银行不堪重负，国有企业需要寻找新的融资渠道。受到美国以发达的资本市场作为主要融资渠道的启发，政府决心发展资本市场，希望通过证券市场建设为国有企业开辟一个新的融资渠道，解决国有企业的资金来源问题，从而帮助国有企业解困脱困。 　　 　　(二)实践中的公司治理结构：政府主导型的公司治理结构 　　国有企业通过公司化改造在形式上具备了股东利益至上模式的治理框架，但是实质上并未真正得到运行，相反，在实践中形成了非正式的公司治理制度――政府主导型的公司治理结构模式。在股东利益至上模式的治理架构中，股东是公司权力的中心。由于实施公司化改造后的公司是国有股一股独大，同时国有股东的身份是政府，于是，政府成为了公司权力的中心，这使得美国式的股东利益至上模式在中国变异成为政府主导型的公司治理结构模式。政府股东身份的特殊性带来了多重代理、国有资产所有者缺位等问题，造成实践中或者是对公司的过度行政控制或者是失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