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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经济下企业减排的法律对策 　　摘要：企业在低碳时代若要继续生存，就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来适应时代的发展。企业应根据市场份额和公平责任来划分减排责任，利用CDM机制，加快节能减排的步伐。同时，国家也应在法律上提供依据，为企业在低碳经济下发展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 　　关键词：低碳经济；企业减排；CDM；环境责任 　　中图分类号：DF523.3 文献标志码：Ａ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２９１Ｘ（２０11）11－０030－02 　　 　　哥本哈根气候会议让全球的目光再一次聚焦在节能减排这个问题上。所谓低碳经济，是指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导下，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转型、新能源开发等多种手段，尽可能减少高碳能源消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达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经济发展形态。企业应从意识上树立起节能减排的观念，从细节处做起，将企业的效益与环境保护统一起来。例如，诺基亚从2006年到2008年，通过缩小包装，不仅降低了碳排放，还节省了4亿欧元的包装费，这还不包括运输交通费的节省[1] 。邓其娟、洪玲在《浅论节能减排》中，陈兴中、孙丽丽、李富忠在《我国低碳经济发展之路探析》中均论述了节能减排的意义，在此不再赘述。本文主要围绕企业节能减排的对策进行探讨。 　　一、减排责任的分配 　　《京都议定书》中明确了减排责任。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发达国家在历史上和目前都排放了大部分的温室气体，因此应该承担更多的减排责任。我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在2012年以前没有硬性的减排义务。虽然我国没有硬性减排义务，但是国务院制定的十一五（2006―2010）节能减排计划[2]在2010年底已经基本完成。我国对节能减排是十分重视的，并且狠抓落实，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在发达国家有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对碳的排放量有初始分配，政府和企业之间形成了一种行政法律关系。孙良在其硕士论文《论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构建》一文中提到了碳排放权应怎样初始分配。林云华在其博士论文《国际气候合作与排放权交易制度研究》一文中构建了中国的碳排放交易制度。 　　国家做出减排计划，需要依靠个体才能实现整体目标。如果中国建立起碳排放交易市场，那么就应该规定不同企业的减排指标，并辅以相应的惩罚措施。美国侵权行为法中有“市场份额规则”，其是指在某些有毒、有害物质的致害案件中，由于该物质被包含于某种具有可替代性的通用工业产品中，原告没有证据证明造成其损害是哪一品牌的产品，从而无法认定侵权责任主体；对此，法院经过政策考量后认定在市场中占有较大份额的若干厂商作为共同被告，在其各自所占的市场份额范围内对原告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3]。二氧化碳并非传统意义上有毒有害的物质，但是过量排放确实会导致环境问题。公平责任原则是指加害人和受害人都没有过错，在损害事实已经发生的情况下，以公平考虑作为价值判断标准，根据实际情况和可能，由双方当事人公平地分担损失的归责原则[4]。 　　从宏观的角度分配减排责任，可以借鉴美国的“市场份额规则”，在企业承担减排责任的时候，根据该企业在市场中所占的份额来评定其应承担的减排责任。从微观的角度分配减排责任，可以依据每个企业在生产、销售，甚至售后等每个环节，以及每个产品所产生的碳排放，来具体测定每个企业减排责任。二氧化碳排放带来的环境问题并不是区域性的问题，而是全球性的问题。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减排责任的现阶段，企业承担减排责任类似于一种公平责任。因为即使企业碳排放量很高，也不违法，没有过错。但是为了全人类和地球，每个个体都需要分担一部分责任，即所谓的公平。 　　二、CDM机制中的企业 　　《京都议定书》建立了三种国际合作减排机制。一是国际排放贸易：允许附件Ⅰ国家（主要是发达国家） 之间相互转让它们的部分“排放配额单位”。二是联合履行机制：允许附件Ⅰ国家从其在其他工业化国家的投资项目产生的减排量中获取减排信用。三是清洁发展机制（CDM，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允许附件Ⅰ国家的投资者从其在发展中国家实施的、并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减排项目中获取“经核证的减排量”。即允许附件Ⅰ国家出资支持无减排义务的国家通过工业技术改造、造林等活动， 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并抵消附件Ⅰ国家的减排指标， 这也是《京都议定书》中唯一涉及到发展中国家的一种机制[5]。 　　有不少文章指出了中国在参与CDM机制时存在的问题。何艳梅在《的清洁发展机制及其在中国的实施》中指出“CDM项目存在着交易价格问题、碳泄漏问题、法制建设问题”。冷罗生在《CDM项目值得注意的几个法律问题》中指出，CDM存在着交易风险：项目审批程序的复杂性和注册的不确定性；恶性价格竞争；受国际、国内经济政治形势影响较大。金萍在《促进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合作的问题与对策》中指出，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