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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刑事法律中的人权与构建和谐社会 　　摘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首先要具备民主法治的环境，而民主法治必须以保障人权为前提，在刑事法律中人权保障是最易被忽视并经常出现问题的环节。除对当前人权保障的成绩肯定之外，提出了刑事法律中阻碍保障人权与构建和谐社会的两大障碍：刑讯逼供和劳动教养。 　　关键词：和谐社会；民主法治；人权保障；刑事；刑讯逼供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1）13-0228-02 　　 　　一、劳动教养 　　古话说：上善若水，厚德载物，和谐养无限生机。在与时俱进的今天，党和政府所追求并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赋予“和谐”以崭新的内涵。需要指出的是构建和谐的社会首先要强调新世纪中国刑事法律应当以人为本，注重人权保障机能，目的是为了实现社会保护与人权保障之间的动态平衡，最大限度地发挥刑事法律的功能。因为只有化解了这一领域的冲突，保障了这一领域中的人权问题，才能在中国最容易产生不和谐的地方创设出和谐的乐章。 　　现在只想就保障刑事法律中的人权问题对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性与必要性谈谈自己粗浅的认识。 　　先回顾一下我们在这一领域所取得的成绩。 　　中国宪法和97刑法在人权保护方面已做出了突破性进展，这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宪政基础和法律的保障。 　　人权入宪是文明的标志，是法治进程的一个里程碑。现行刑法可以说在人权保护方面有着质的飞跃，是刑事法制乃至是整个法制进程中重大事件，在刑事司法中为各方当事人带来了福音和人权方面的保障，毋庸置疑，从人权入宪到刑法中多方面、全方位地对公民的人权、尤其是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的权利予以保护已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但也毋庸讳言，毕竟我们依法治国的时间还太短暂，立法制度和司法制度还存在着许多无法衔接的断层，历史积淀许多财富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留下许多的执法理念上的偏差，所以在刑事法律的立法及司法中还存在着与依法构建和谐社会的不和谐音符。 　　在刑事司法活动中，人权保护的重点当然是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因为他们是刑事司法系统的打击对象，其中人权很容易成为打击犯罪的牺牲品。但我们更应当把他们当做社会的“病人”一样予以治疗，因为毕竟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除少数死刑犯之外，都有救治的价值。如果因为他们犯了罪，就无视他们的人权，又何谈社会的和谐？采取刑讯逼供、超期羁押等手段达到破案的目的的做法不仅是错误的，而且也是违法的，这就无法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人权，还很容易产生冤假错案。所以，以下两个问题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真的不容忽视。 　　二、刑讯逼供是人权保障的天敌 　　刑讯逼供的问题的确是干扰构建和谐社会的不和谐的音符。对侦查机关而言，对是否有刑讯逼供问题已经进入了尴尬的境地。庭审中不少被告对自己在侦查环节的供述全盘否认，称自己是在受刑讯逼供下所为（当然不可能每一个案件都如此），有的侦察机关也用心良苦，或者用录音、录像，或者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书写来证明：“自己没有受刑讯逼供、侦察机关文明办案”等等，这一做法令人啼笑皆非。文明办案、不刑讯逼供这本是办案机关应尽的职责，又何须被告即被审查的对象予以证明？如此证明，岂不更有“此地无银”之嫌？ 　　下面这些令国人痛心的案件不堪回首： 　　湖北佘祥林“杀妻”案。十一年前他涉嫌杀妻被判处死刑，后被法院以故意杀人罪改判有期徒刑十五年。十一年后“亡妻”张在玉突然现身，使冤案得以揭开真相。2005年4月13日，佘祥林被判无罪释放。 　　再看杜培武“杀妻案”。杜培武，案发前系云南省昆明市公安局戒毒所民警。1998年，其妻与他人幽会时双双被杀，杜被列为首号犯罪嫌疑人，屈打成招，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所幸真凶落网，2000年7月，杜培武洗清冤情，重获自由，刑讯逼供者受到法律制裁。 　　还有河北的聂树斌一案正在调查：因一名犯罪嫌疑人交代十一年前曾在石家庄郊区玉米地强奸杀人。然而聂树斌作为该案罪犯，已于1995年执行死刑。还有海南的黄亚会、黄圣音涉嫌抢劫杀人被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后因真凶落网，而被宣判无罪释放…… 　　面对冤案，社会哗然；面对冤案，更需要理性的思考。有人说这几案也许是特例，希望真的就是特例！如果是特例，为什么其背后却隐藏着惊人相似的一幕？佘案中，他连续接受“10天11夜”的突击审讯，又遭到毒打、体罚，这种施以肉体或变相的体罚以及连续10天11夜的审讯、肉体与精神的折磨，不是刑讯逼供又是什么？不仅如此，其母四处申诉而被关9个月，被放出时已又聋又瞎，3个月后含恨而死；其兄佘锁林为弟弟申冤被关41天……杜培武遭受毒打，屈打成招，其刑讯逼供不言自明，因为对杜实施刑讯逼供的人经过开庭审理受到法律制裁……所幸的佘祥林、杜培武等人的冤狱得到昭雪。而聂树斌在九泉之下又如何瞑目？ 　　这冤案的背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