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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税制后县财政国家化探析 　　【摘要】分税制的实施，改变了县级政权的财源结构。一方面，上级转移支付地位提升，在整个财政收入中，上级转移支付所占份额很大，取代税收成为主要的收入来源。县财政本级收入地位下降，财政自给率降低，县级财政开始高度依赖于中央政府财政，县级财政开始国家化；另一方面，县预算外收入也因农村税费改革乡镇统筹自筹的取消而大幅度下降，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预算内对预算外的替代，县级财政进一步国家化。 　　【关键词】分税制 转移支付 财政国家化 　　分税制后尤其是农村税费改革后，国家对县财政控制加强，县级财政高度依赖于中央财政，在很大程度上要按照中央的意图行事，县级财政开始国家化。 　　 　　一、政治算术：转移支付的强化 　　 　　转移支付从来就是各国进行财政控制的主要手段，是调节政府间财政关系的一个相当有效的经济杠杆。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工商业的财政贡献率越来越大，工商各税的比例迅速提高，上级补助的份额在预算内收入中份额开始下降。同时由于当时财政“包干制”的财政分权体制催生出大量地方利益主体，因此很多地方政府开始“体制避税”，把本地资金大量从预算内转向预算外，因此就整个财政收入来看，即把预算内和预算外收入合并一起算的话，上级补助收入在财政总收入中的比重会更小。在1994年分税制后，中央实行了财力集中的财政体制，把地方工商税的主要税源上收，地方以前的主体财源――工商税的份额和绝对量都大幅度下降，因此地方各级政府普遍财政自给率下降，而县级政府是自给率下降幅度最大的一级政府。与此同时，县级财政收入中上级转移支付的比重迅速上升，取代工商税收成为主体财源。2002年在全国推行的农村税费改革，中央加大了转移支付的力度，使转移支付在县级财政收入中的数量和份额都持续上升，县级财政进入了靠国家转移支付支撑的时代。 　　上级转移支付成为县级的主要财政基础，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分析。 　　从“以工哺农”的角度理解，转移支付是国家财政补贴农业的一个主要直接渠道。回顾建国以来县财政收入???变化，可以看出，凡是县级财政收入中农业税比例较大的时候，往往是县级财政困难、高度汲取农村资源的时候，比如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和分税制后。县级财政的困境往往会使他们把财政收入重心转向最基层的农村，汲取农村和农业的有限剩余，加重农民负担，转嫁自身的财政负担。而随着农村税费改革，上级转移支付力度的加大，国家开始减免农业税，对农民进行“种粮补贴”、“良种补贴”、“两免一补”等专项补助，使转移支付成为减轻农民负担、结束“以农立国”，开始进行“以工哺农”政策的直接通道。从这个角度看，县级财政基础的转换是国家“以农立国”战略终结的一个具体体现：一方面县级财政无需再从农民和农业身上寻租来养活自己，另一方面国家把大量的专项补助补贴农民，财政支农资金的比例加大。 　　从地方财政收入自主权的角度来理解，县级财政的国家化意味着中央对地方财力的集中和上收。 　　我们有个有趣的发现，就是与计划经济体制时期高度集中的财政体制下相比，上级补助的收入占县级财政财政收入份额在1994年分税制后更大，在高度集权的财政体制时期，县级财政自给率比在分税制时期要高，它的主要财源是本地的税收收入，而在分税制后，县级财政自给率大幅度下降，它的主要财源变成了上级转移支付。也就是说，在号称财政分权的分税制时代，县级财政却与号称财政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时期相比，失去了更多的财政收入自主权。那么，分税制到底是财政集权抑或财政分权？ 　　1994年的分税制，在确保提高中央“两个比例”的指导思想下，制度的设计让中央把税收大头拿走，在1995年迅速实现了中央提高“两个比例”的目标。由于中央把财政收入大头拿走，使地方本级财政收入大幅下降，而支出却由于政府的自利性而增加，因此地方整体财政自给率下降。在地方各级政府中，县级政府是下降幅度比较大的一级政府。 　　这个改革结果应该说是完全在中央的意料之中。在分税制初期，考虑到地方的既得利益，中央采取了“承认既得，增量调整”的政策。在正常的各级政府间税种分配之外，另设一块“税收返还”，以及增加转移支付的形式和数量作为中央对地方配合推行分税制的利益弥补。把中央增加的税收大部分返还给地方。中央财政对地方税收返还数额以1993年为基期年核定。按照1993年地方实际收入以及税制改革和中央与地方收入的划分情况，核定1993年中央从地方净上划的收入数额（即消费税和75%的增值税之和减去中央下划给地方的收入），全额返还给地方，保证地方既得财力，以此为中央财政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基数。 　　因此在分税制后数量比较大、名目繁多的转移支付就成为县的主要财源，取代了以前工商税收的主导地位。 　　中央财政增加的大部分收入都要返还给地方，这种做法虽然和以前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