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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政策演变与选择 　　自从2006年北京市认定首批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以来，集聚区就成为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政策推手，集聚区不仅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提供了微观的产业环境，而且国家的政策措施也大都通过集聚区的传导而发生实际效用。从经济地理的视角来看，北京市的文化创意产业政策大致经历了高新产业园区、文化创意产业基地和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三个阶段。如今这三种政策模式作为政府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主要手段共同发挥着各自的作用，于是在北京市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有些地方被重复认定――比如说北京市软件园既是高新创业园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从企业的角度来看，重复认定也许意味着获得更多的政策扶持，但是从政府的角度而言，多头管理必然带来政府资源的浪费和效率的低下。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管理框架不利于区域的长远规划，更不利于区域竞争力的提升。本文就是在此背景下描述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政策演变的大致历程，反思现行产业政策的问题与出路，并从产业集群政策的角度提出若干建议。 　　 　　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政策演变的基本历程 　　 　　2004年是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关键一年，在此之前，文化创意产业一直缺乏明确的产业定位，政府自然也无法制定有效的产业促进政策。因此，这个时期北京市对文化创意产业的扶植并不是直接通过产业政策实施的，而是大多通过借道高新技术产业而获得现有高新产业园区的相关政策支持。其通常的做法是将从事文化创意产业生产的企业认定为高科技企业，从而通过高新产业园区的服务平台实现对文化创意产业生产领域的有限扶植，但是这种扶植方式并没有上升到普遍的产业政策层面，而且由于缺乏产业其他环节的支撑而收效甚微。 　　2004年，文化创意产业开始进入《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目录，文化创意产业的产业定位得到明确，其重要性也得到了国家的重视。在此前提下，有关部门开始联手出台有关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产业政策，其中十分重要的一条就是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基地。2004年，文化部命名了第一批42个文化创意产业示范基地，???至2007年6月，由文化部或者其他国家部位认定的国家级文化基地达到70多个。也就是在此期间，北京市先后成立了中关村文化创意产业先导基地、大兴新媒体产业基地等产业基地，虽然，这些基地的建设基本都是在原有园区的基础上，利用原有的政策、服务、场所等条件，但是，与以往不同，文化创意产业基地建设的产业导向十分明显，特别是这些文化创意产业基地开始尝试通过园区内的产业平台和行业组织建设，促进文化创意产业之间的合作，形成系统的文化创意产业链以及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良好产业环境。 　　在原有文化创意产业政策的基础上，北京市政府又于2006年推出了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政策，首批共遴选十家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这批集聚区虽然是在原有园区或者基地的基础上认定的，但是，从政府的扶植政策以及方式上已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其中最明显变化就是以产业集聚政策代替同质化的产业政策，即政府不再“一刀切”式扶植区域内所有对象，而是以产业集聚内的企业为对象，规范和引导集聚区的建设，培育集聚区的创新氛围，提高集聚区的市场竞争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 　　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集群政策 　　在我们看来，第三个阶段所提出的产业集聚政策是北京市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崭新模式，它将成为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政策的新引擎，也是解决目前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普遍存在的产业关联度低、产业链脱节等问题的重要手段。就政策层面而言，政府应该认真反思原有文化创意产业政策的推动模式――园区和基地模式，克服这些传统产业政策的弊病，顺应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化发展的潮流，认真研究和制定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集群政策，推动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集群的发展。 　　首先，在世界经济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的大背景下，文化创意产业作为新兴产业，其发展一开始就呈现出集群化的趋势。例如好莱坞文化创意产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形成了集投资、制作、生产、发行、宣传、资本回收为一体的文化创意产业集群，而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集群化趋势也初步显现，上海、杭州、长沙等地的文化创意产业正利用原有资源，搭建公共服务平台，聚合各种产业要素，形成若干具有竞争力和持续发展能力的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北京市未来的文化创意产业政策制定应该顺应这种潮流，构建合理的集群政策框架，聚合现有资源，打造若干有竞争力的文化创意产业集群。 　　其次，在文化创意产业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前提下，产业集群是区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和竞争优势的关键所在。《2001年世界投资报告》指出的，产业集群已超越低成本优势，成为吸引国际资本的主导力量，也成为区域经济竞争力的关键所在。北京市的文化创意产业政策应该从文化创意产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入手，研究全球文化创意产业转移的趋势，按照后发优势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