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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债旅游基础设施投资效应基于CGE模型研究 　　摘要:利用国债资金进行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所产生的经济效应问题是政府和学术界都极为关心的重大现实问题。在构建“整合”的旅游生产函数的基础上,利用CGE模型对2000―2005年中国国债旅游基础设施投资对于旅游业以及全社会价格水平、总产出、总消费、居民收入、就业以及私人部门投资等方面的经济影响进行了定量研究。研究表明,国债旅游基础设施对于中国旅游业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均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有必要继续实施,为充分发挥基础设施条件改善对于目的地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各地在旅游发展战略和旅游规划制定方面也需要有所调整。 　　关键词:国债;旅游基础设施;投资;经济效应;CGE模型 　　中图分类号: F592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4-0123-06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与发达国家发展旅游最大的不同是:中国发展旅游业是在经济尚处于欠发达的背景下,期望通过旅游的经济效应来带动社会经济的发展。然而基础设施的明显滞后,成为制约中国旅游业进一步加快发展的“瓶颈”。为此,从2000年开始,国家首次将旅游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国债投资计划,以完善旅游业发展的硬件条件,为建设旅游经济强国打好基础。至2005年末,全国共向30个省(区、市)和5个计划单列市的617个旅游基础设施项目安排国债资金68.1亿元,项目总投资额累计达238.96亿元;累计修建旅游公路约11 000公里,游步道4 000多公里,用于旅游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资金约占国债旅游项目总投资的80%以上。国家利用大量国债资金支持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对旅游业的发展进而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影响如何?这是政府和学术界都极为关心的重大现实问题。对这一问题开展研究,对于未来国家旅游产业发展政策的制定、基础设施投资项目的合理安排利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文献回顾 　　关于基础设施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始于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英国发展经济学家罗森斯坦―罗丹(Rosenstein-Rodem,1998)将基础设施视为一种“社会先行资本”,认为政府应当大规模地投资于基础设施,才能冲破发展过程中最为常见的基础设施瓶颈,推动整个社会生产力的进步。罗斯托(Rostow,2001)则将基础设???看做是社会变革、生产力发展、经济成长的前提条件,认为任何国家的经济起飞没有基础设施的大规模集中发展和积累都将不可能成功。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探索和争论,目前经济学者们对于基础设施与经济发展的作用基本持一致的积极态度。Nijkamp(1986)将基础设施对区域发展的促进作用总结为四个方面:(1)基础设施服务作为生产的中间投入,可减少投入成本导致生产获利;(2)基础设施可提高其他生产要素的生产力;(3)基础设施的存在可以吸引区域外的额外资源,如私人资本的涌入,降低要素成本和交易成本;(4)家庭对基础设施服务消费也有助于提高福利和真实收入,提高生活质量、节约时间。世界银行(World Bank)在1994 年的年度发展报告中指出:“基础设施如果不是经济发展的引擎,那也是经济活动的车轮。” 　　关于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则集中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特别是自Aschauer(1989)利用生产函数研究公共资本的边际产出之后,关于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定量研究和争论越来越多。相关研究内容也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分析以及基础设施的相对贡献分析;二是测定基础设施投资存量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对于相关性的实证分析,国内外研究中主要使用生产函数法、成本函数和利润函数以及向量自回归YAR法等方法:而关于基础设施投资存量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则主要是运用投入产出模型。 　　在中国,钱家骏、毛立本(1981)最早提出应将基础设施作为一个独立研究对象进行研究的问题(刘伦武,2003)。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由于中国基础设施的滞后对经济增长的“瓶颈”制约日益严重,樊纲(1990)、马树才(2001)等经济学者对基础设施“瓶颈”产生的原因和对策以及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进入21世纪之后,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关注于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先后从理论上进行了系统分析并进行了实证研究,如娄洪(2002)、高峰(2005)等的研究。而对于国债投资效应的研究则主要集中于国债投资对货币需求的影响、挤出效应、财政风险以及乘数效应等方面,大部分研究以理论研究和定性分析为主,只有少量学者对国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如李子奈等(2001)运用投入产出投资乘数模型和投资矩阵对国债对GDP增长的拉动,对当年相关产业的拉动进行了分析。 　　经济学者们分别对基础设施投资和国债投资的经济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