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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和谐国有企业分红制度研究 　　［摘 要］ 国企分红是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需要。应统筹考虑多种原则完善中国国有企业利润的分配原则，建立以财政部为收支主体的国企利润上缴制度，根据中国国情合理使用国企上缴利润，构建国企上缴利润的监管体系和法律保障体系等。 　　［关键词］ 国有企业分红；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国企改革 　　［中图分类号］ F064.3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1003-3890(2007)09-0093-04 　　 　　一、国内外国有企业分红研究理论评述 　　 　　（一）国外对企业分红的研究 　　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特别是在美国[1]，分红政策一直是人们长期研究的重要课题。基于委托-代理关系方面的考虑，分红或股票回购是进行剩余现金分配的主要方式。詹森和迈克林（1976）指出，公众公司的经理人员可以通过资源分配去支持给他们带来好处的项目（如公务飞机，不合理的收购和扩张），而这些活动并不符合股东的最大利益。换句话说，如果企业自己有太多的现金，那么很可能会导致过度投资。格罗斯曼和哈特（1980）、伊斯特布鲁克（1984）以及詹森（1986）建议股东最大限度地减少经理层的现金支配权，从而有效节制经理人员不受监督的支出行为。公司管理层在现金方面自由支配权越小，他们就越难对那些负净现值的项目进行投资。 　　经验研究也支持了上述理论。不少研究表明，通过现金分配（如分红）限制潜在的过度投资行为（特别是那些投资机会有限的公司）能够增加股东的财富。 　　分红政策与公司治理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关系。拉?波特等人（2000）发现，在那些为投资者提供了更好保护的国家里，公司支付的红利要多于不能很好保护投资者利益的国家。这说明有效的公司治理能够让股东强制企业经理层分配剩余现金，从而降低代理成本。 　　（二）国内对国有企业分红的研究 　　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的李友忠[2]（2006）认为，政府享受国企红利对于破除垄断和国有经济结构调整意义重大，是国家实现资源收益权利的必然手段，并且有利用于提高国有资本经营效率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友之[3]（2006）认为，国有企业分红尚有“十大难点”需要研解，即国企多年养成的既得利益态势如何改变、现有国资的家底如何理清、国资经营预算应由谁编制、国企按什么原则上缴利润、国企应建立什么样的运作体制、国企要不要都成为“四自”企业、国企上缴利润谁是收支主体、国资委要不要再设资产经营公司、国资委怎样处理上缴利润、国企创造的利润如何合理分配。 　　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4]（2007）认为，国企应该采取直接向财政部分红的方式。国企分红应该作为公共财政收入由财政部进行预算，在全国范围内配置公共财政资源。而国资委更关注的是国有企业。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段炳德（2007）认为，国企分红不单纯是一个财务、财政或者宏观调控政策问题，但又与这三个方面有着密切联系。政府需要有一个统筹的制度，保障国企分红的顺利进行。 　　 　　二、国有企业分红的国外经验及做法 　　 　　（一）国有企业分红的支付对象 　　世界银行认为[5]，无论从理论上看还是从国际最佳做法来看，尽管国资委是国有股东的代表机构，但国有企业的红利和私有化收入应该上缴给财政部，纳入正规的预算程序，作为公共财政收入进行管理。如丹麦、芬兰、法国、德国、新西兰、挪威、韩国以及瑞典等国都是这样做的。 　　一些经合组织国家设立了独立的国家持股基金[6]，例如奥地利的OIAG基金、捷克的国家财产基金、新加坡的淡马锡等。在这些基金当中，只有淡马锡是一家将红利和私有化收入用于再投资的自我持续发展的基金。即便如此，在过去的30多年里，淡马锡平均每年都要将其股票市值的7%作为红利支付给新加坡财政部。而奥地利OIAG基金在2004年将其普通盈利的90%作为红利分给了财政部。此外，OIAG基金还必须将普通盈利以外的私有化收入全部交给财政部。很多年来，捷克的国家财产基金上缴给各个政府部门以及分配给各种项目和补贴的资金几乎与该基金的利润收入和私有化收入相等。 　　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提出的“社会分红”理论认为，在一定地域内，政府从投入国有企业或社会化企业的资本和土地中获得利润后，应将一部分作为“社会分红”分给全体公民，以体现公民对企业或资源的全民所有性质。如美国阿拉斯加州利用开采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的收益建立了一个“永久基金”，其投资收入用于给阿拉斯加州居民发放等额现金分红，从1982年起直到2005年，阿拉斯加州已经连续24年给每个公民分红了；英国政府出资给每个新生儿童设立的“教育账户”被认为是向全民“社会分红”迈出了第一步。 　　（二）国有企业分红的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