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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政府决策咨询机构历史借鉴 　　政府决策咨询是依靠外脑的力量,通过领先水平的专家研究分析,掌握特殊领域的全面知识,为政府决策提供解决现实问题和长远战略问题的创新思路和有效对策措施,通过非常专业的眼光提供不同领域的重要历史信息、专业技术信息、市场动态信息和国际环境变化的信息,支持政府在立法、行政和执法各个环节的重要决策工作。依靠决策咨询改进政府决策和提高政府行政效率,是中国进入工业化社会发展阶段和适应开放市场环境的长期需要,也是当前积极应对国际环境多变和国内社会经济转型各种新老问题不断涌现的紧迫需要。进入21世纪,中国的社会经济加快了市场开放发展和工业化转型的进程,伴随房地产业的高速发展和货币金融市场的全面开放,很多影响深远的基本制度问题和政权建设问题,很多影响广泛和高度复杂的源头性问题,一起暴露出来,加上国际环境变化和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一起构成对政府高层决策的严峻挑战,产生对政府决策咨询的巨大需求。中国现在各类名义上的政府决策咨询机构已经很多,但是因为存在严重的体制机制弊端,缺乏正确的科技成果评价标准和干部选拔用人标准,开展工作只能从事简单的政策理论宣传和外行入门的照抄照搬,很少能够真正发挥积极的外脑作用。面对外脑资源的严重缺乏,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巾央的一些重要宏观经济决策部门已经多次采取过聘请国外咨询机构的办法,对国内的政策研究机构也多次采取过增加编制投入和增加预算投入的办法,但是结果仍然令人失望,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和扭转不利局面,而且还增加了潜在的国家安全风险和进一步改革的困难。大量存在和不断膨胀的科研咨询机构无法发挥支持政府高层决策的积极作用,长此以往,根据国际经验和教训,必然产生思想领域严重混乱的恶劣影响,甚至最终危及国家政权的前途和命运,但是如何转变这些机构长期形成的现状,让他们服务工业化社会的政府决策需要和适应开放市场的国际竞争环境,电绝不是照抄照搬国外和增加设立新的机构,或者写一篇批评文章加一个行政命令就能解决的。要想尽快找到一个比较好的解决办法,我们现在首先需要了解一下世界工业化国家政府决策咨询的发展历???和新中国建立以来在这方面积累的很多经验和教训,以史明鉴,才能从中探索出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来。 　　依靠专业的政策咨询机构为政府决策提供专业理论和技术方案的支持,在发达的工、№化国家可以追溯到十分久远的历史。商业银行、跨国公司和独立会计事务所是最早提供这种服务的机构,他们向掌握国家权力的人提供有关货币发行、贸易政策、政府借款、军费筹集、殖民地开发、预算编制、税收税务等各个领域的政策建议和技术解决方案,影响政府的立法、行政和执法各个环节的决策工作。商业银行和跨国公司提供这种服务是免费的,因为他们可以从中得到巨额的投资利润和规避很多投资风险。欧洲世界大战期间,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向交战国双方提供银行信贷和军事情报,也曾留下了永远难以抹掉的职业道德污点。独立会计师的工作,为新生的国家政权设计财政预算制度,建立稳固的基本经济制度和腐败预防制度,为建成后的各项国家制度的健康运行和与时俱进不断改进,也是非常不可缺少的政府决策技术智囊,但是这些工作涉及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需要具备高度的社会责任意识,需要培养自己的专家队伍,不可能完全依赖外国专家机构的帮助。 　　上个世纪的二次大战之后,发达国家的政府决策咨询有很大的发展。首先是战后新成立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欧非美四大地区开发银行,他们专门向欠发达的成员国政府提供免费的有关货币金融决策的咨询服务,帮助成员国培训政府管理人才,向成员国推荐美国最著名的会计公司,帮助成员国进行财政制度的建设和改革,很多发展中国家在开始的时候十分受益,但是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这些提供政策咨询的机构只顾自己不顾受援国的商业化做法,加重了深陷危机的成员国困难,也曾经受到很多国际人士的质疑和谴责。 　　第二是二战后恢复重建的各国政府纷纷仿造美联储的形式组建本国的中央银行,吸收本国的高级金融人才为政府的货币金融决策出谋划策,维护本国的货币金融安全。但是发展中国家普遍缺少这样的高级人才,遇到国际金融危机和市场过度投机的强烈冲击,还是要依赖外国专家的帮助。1998年中国的香港就曾经聘请了美联储的资深专家有效抵御了金融市场投机的强烈冲击。但是聘请这样的外脑,不仅价格十分昂贵,而且存在很多潜在的安全风险,不可能长期和经常聘用。 　　第三是很多跨国大公司、垄断大企业和政府部门直接资助的独立研究机构有很大的发展。一些历史悠久的老牌研究机构扩大了影响,又涌现出了很多新成立的机构,一些大的投资银行和基金会、独立的投资顾问和信息咨询公司,独立的会计师事务所和律师行也纷纷加入进来。他们为政府决策充当外脑,除了传统的业务范围以外,还为政府的各种内政外交政策、科技创新政策、政府行政管理、立法修订、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