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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廉洁思想与当前反腐倡廉 　　摘要：张之洞提倡勤政为民、尚俭去奢、廉洁自律，与晚清腐败骄奢的官场现实形成鲜明的对比。他之所以能在吏治腐败、贪污贿赂公行的清末官场洁身自好，与其所受的严格的儒家教育及良好的家教、家风等因素使他养成了良好的道德品质密切相关。他的廉洁思想和行为不仅证明道德自律在拒腐倡廉中具有重要作用，也能为当今推进反腐倡廉工作提供有益的启示与借鉴。 　　关键词：张之洞 廉洁思想 成因 启示 　　 　　乍看这个题目，似乎有风马牛不相及之感。也许有人会问：早已作古的张之洞与我国当前正大张旗鼓进行的反腐倡廉工作有什么联系呢？其实，“反腐倡廉”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鞭挞贪官、歌颂廉吏中国自古至今不衰的政治、历史和文学题材，引起历朝历代政治家及思想家的关注。近年来腐败像一个快速滋生的毒瘤，不断侵蚀着社会主义中国的肌体，引起了党和国家政府的高度重视。在当今我国正大力提倡和推进反腐倡廉工作之际，探讨张之洞的廉洁思想，具有一定的历史和现实价值。 　　 　　一 　　 　　张之洞是晚清大吏中一位比较清廉的官吏，其死后朝廷对他盖棺定论为“贤臣”，并“考其德业谥曰文襄”。[1]清廷及时人对他的赞誉颇多，如“公忠体国、廉正无私”，[1]“植躬廉正、秉性忠纯”，[1]“忠诚夙著、廉正不阿”[1]等等，但都离不开“廉”、“忠”二字。他的“廉”与“忠”主要体现在：第一，不贪私财，不谋私利。张之洞曾对幕僚辜鸿铭讲：“私利不可讲，而公利却不可不讲。”[2]在几十年的官宦生涯中，他努力地实践着自己的诺言。初为官时，他出任过四川学政，时有“四川学政，素号腴缺”[1]一说，但张之洞并未就此发财致富。史载，他裁抑了四川科场以钱财求取功名的陋习，“于例得参费银二万两辞而不受，其他恩优岁贡及?遗诸费，皆定为常额，不许婪索”[1]，离任时竟无钱治装，“出售其所刻万氏拾书经版，始克成行以去。”[1]第二，直言敢谏，不避权贵。张之洞为人处世及处理政务的原则是“公忠体国”，不循私情，一切从国家和朝廷的利益出发，他自己说：“鄙人立身立朝之道，无台无阁，……???人忠于国家者敬之，蠹于国家者恶之；其势利于国家者助之，害于国家者攻之，……奉公而不为身，谋期有济而不求名。”[3]他不能容忍祸害国家的人和事，每遇必当直言揭露，“以敢言极谏闻于辇下，朝上封奏，夕发弹意，意气粗疏，倡言无讳。内而宫廷帏帐之机宜，拨乱反正之深计，外而疆臣职吏，尤多掊击”。[4]第三，勤政爱民。张之洞具有勤政务实的工作作风，在几十年的仕宦生涯中，他养成了事必躬亲的习惯。他能体察民情、爱惜民力，在奏章中多次表露恤民之情，1879年，直隶旱灾，人民无以为生，“逃荒乞丐充塞运河官道之旁，倒毙满路，”张之洞奏请“速筹荒政”，建议清政府借鉴前人成功的救荒赈灾经验，“借款平粜”、“分地劝贷”，以确保“灾民全活必多”[1]。第四，崇尚节俭，力戒奢华。张之洞的这一思想在其奏议、公牍稿等件中多有体现。1901年，他与刘坤一联名上奏《遵旨筹议变法谨拟整顿中法十二条折》将“崇节俭”[1]列为第一条。他身体力行，尚俭去奢，不追求豪华舒适的办公条件和环境，辜鸿铭曾感叹说：“环视整个中国，没有一个总督衙门像张之洞当总督时的武昌（湖广）总督衙门那么破烂，待遇那么差！”[2] 　　 　　二 　　 　　为什么在贪污成风、贿赂公行的晚清政坛上，张之洞能洁身自好？第一，与他所受的教育有关。张之洞出身仕宦世家，从小就接受过严格的儒家教育，其思想深深地打上了儒家思想的烙印，其行为也多是历代“贤臣廉吏”行事的翻新。他说自己的所作所为“要皆儒者之政，儒者之法。”[5]他具有忠君报国的道德观，做一切他认为有益于国家之事，倡一切他认为有益于朝廷之言。第二，与其良好的家风、家教有关。清正廉洁是张之洞的祖传美德，从家史看，其祖上就有为官廉惠的好名声：祖先张维曾在明朝任过河南按察使，“以文章忠义有声于时”[6]；祖上在清朝时有过两位知县，即山西孝义县知县及浙江山阴县知县，史载：“两世为县令，皆以廉惠闻”[6]；张之洞之父张瑛，早年丧父，“食贫力学，”[6]对子女管教严格，特别是对他寄予厚望的张之洞，不仅礼聘名儒传授儒家经典，而且常以家世及“贫，吾家风，汝等当力学”[7]的言语来勉励之洞，使之洞自小就在心中埋下廉洁自守、不以贫为耻的种子。第三，与他的个人社交圈有关。张之洞在与人交往时多有选择，1881年，出任山西巡抚以前，他与以“直言敢谏”为特点，以爱国、抗战及倡导政治清明、改革弊政为政治内容的清流党人过从甚密，这是由于政见趋同，自然而然也就成为至交好友。1881年后，他踏上封疆大吏之路，历任过山西、两广、湖广、两江总督。任职期间，他能广纳贤士，广交人才，因其“爱才好客，名流文士争趋之。”[3]由于张之洞交往的绝大多数是比较贤良、忠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