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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高等教育法规价值变迁 　　摘要：价值理性决定着制度理性。作为国家制度理性的体现，高等教育法规的改变将取决于高等教育理念的变迁。当代中国的高等教育理念，正经历着从“社会调控”到“公民塑造”的转变，但制度和理念的脱节却阻碍着当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而强化以公民塑造为核心价值的高等教育法规，将成为摆脱这一困境的唯一途径。 　　关键词：当代中国 社会调控 公民塑造 高等教育法规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8-0311-02 　　当代中国高等教育法规的发展，体现了国家教育的“价值理性”的变迁。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将理性分为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所谓价值理性，是指“通过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的行为――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阐释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不管是否取得成就”；所谓工具理性，是指“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的举止的期待，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者作为‘手段’，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1]。工具理性，主要包括“制度理性”和“程序理性”。任何工具理性的背后都有价值理性的存在，而任何价值理性的实现都必须由工具理性来完成。作为制度理性的当代中国高等教育法规，其背后的“价值理性”经历了从最初的“社会控制”到后来的“公民塑造”的演变。 　　一、社会调控：1978年前高等教育法规的理念 　　从1949年新中国建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中国的高等学校和其他单位一样，都是作为社会控制的手段而存在的。因此，主导高等教育发展的法规，也是围绕着“社会调控”的理念而发展的。社会控制理论的创始人罗斯认为，“社会控制在其真实意义上说，它是历史传统和社会团体的保障；它不仅是现在的人所从事的工作的保护者，而且是过去的人为后代所从事的工作的保护者；它不仅是无数人最珍贵财产的保护者，而且是人类精神财富的保护者――即是人类自己自由从事和享受的各种发明和创造、艺术和科学、令人愉快的工作和探索医治疾病的奥秘等等的保护者。”[2]社会调控实质上是，对人类的需求和供给??调节，其存在的前提是社会资源总量的不足。 　　1949年新中国产生之后，中国的高等教育资源非常有限，无法满足全社会的需求。因此，为了调节这种供需的不平衡，社会控制的理念就应运而生。1949年之后国家颁布的高等教育法规或文件，都是围绕着如何实现教育资源的供需平衡而产生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在1958年9月发布的《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以及围绕该指示所颁布的《关于高等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下放的意见》、《关于教育事业管理权力下方问题的规定》、《关于在高等学校中指定一批重点学校的规定》、《关于高等学校师资的补充、培养和调配的规定》、《关于高等学校毕业生分配暂行办法（草案）》、《关于高等学校教师职务名称及其确定于提升办法的暂行规定》和《关于全国高等学校暂行管理办法》等教育法规和规章，很好地体现了1978年前中国高等教育法规的理念。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中国高等教育法规很好地解决了高等教育资源的供需矛盾。阶级斗争和建基于此的革命观，主导了新中国各领域的发展。作为人民民主的主体――无产阶级，成为高等教育资源的主要“消费者”，而作为人民专政的对象――“地、富、反、右”，则成为被抑制的消费者。正是通过社会控制理念而产生的高等教育法规，解决了高等教育资源与对高等教育需求之间的严重不平衡。 　　二、公民塑造：改革开放后高等教育法规的理念 　　从1978年之后，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开始逐渐摆脱传统的社会控制理念，而是开始转向公民塑造的发展模式。这种转变主要是基于高等教育资源的快速增加的现实，尤其是1999年的《高等教育法》和《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规定》的出台引发了中国高等院校的扩招；在此之后颁布了《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学位条例》、《民办教育促进法》、《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等相继出台。这促使了中国高等院校的数量、招生人数、在校生人数、毕业生人数以及学校的规模大幅度增长。招生人数的迅速增加，表明了中国高等教育资源的快速增长。 　　公民塑造的理念，注重公民自身素质的提高，着眼于对公民自身的权利意识的培育。这种教育理念的转变，集中体现在1998年通过的《高等教育法》。高等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再是以“阶级身份”为基础，而是以个人的能力为基础，即凡通过国家高等学校入学考试的学生都可以进入高等学校学习。公民塑造的理念，体现在以下规定中：一是高等教育的目的，即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使受教育者成为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富人建设者和接班人；二是国家教育资源的分配将按照市场的原则进行，即国家按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根据不同类型、不同层次高等学校的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