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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工业—公共领域—收视率 ——布尔迪厄的媒体批判理论周　宪 解　魅　电　视 1996 年,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关于电视》问世, 在法国传媒界和知识界引起轩然大波, 各方人士踊跃参与论争, 持续数月之久。 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该书在畅销书排行榜上独占鳌头, 出尽风头。 毫无疑问, 人类文化正在经历一个前所未有的全新阶段——电子媒介文化阶段。 乐观主义者称, 电子媒介把我们带入一个更加民主更加开放的新时期;悲观主义者却为媒介的霸权和专制深感忧虑, 各种折衷之说更是五花八门, 莫衷一是。于是, 面对电子媒介,尤其是无处不在的电视影像文化, 我们该做些或能做些什么? 这是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 布尔迪厄提供了另一种策略: 利用电视来为电视解魅。 这不由地使我想起了他在法兰西学院院士就职演说时采用的同样策略,运用任职仪式赋予他的权威, 来增加他对任职仪式的逻辑和效果所作的分析的权威性,进而探讨“一个学术性的制度机构, 它的本质是什么, 又是如何运作的”。他认为, 电视正在对艺术、文学、科学、哲学和法律等文化生产构成巨大的危险, 揭露电视的象征 ( 或符号) 暴力, 使这一切大白于天下, 进而唤起人们自由表达自己观点的自觉意识, 乃是一个社会学家不可推卸的责任。 伟大的戏剧家布莱希特说过, 司空见惯的事物人们往往对它们熟视无睹。 他创造的“叙事剧”旨在把熟悉的变成陌生的, 以引起观众的警觉, 此乃“陌生化”(间离效果)。布尔迪厄的方法有异曲同工之妙: 与阿多尔诺式的在媒介体制之外来批判媒介的方法相比, 布尔迪厄“参与性对象化”的方法似乎带有更大的破坏性, 它从内部揭露了媒介体制鲜为人知或人所忽略的那一面。那么, 布尔迪厄为电视解魅, 较之于前人和他同时代的人, 有何新颖独到之处呢?文化工业和公共领域 法兰克福学派是媒介批判的早期形态,阿多尔诺在其与霍克海默合写的《启蒙的辩证法》(1947) 中尖锐指出, 文化工业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操纵大众意识形态的工具,另一方面, 又是服从于资本主义商品交换逻辑的, 总而言之, 是为现存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阿多尔诺的文化工业批判, 开创了西方思想界对现代大众文化和传播媒介批判的先河。但在阿多尔诺那里, 文化工业的批判还只限于一种哲学的思辨和推论, 尚缺乏严格的经验社会学的分析。因此, 从阿多尔诺到布尔迪厄的电视批判, 值得一提的中间一环乃是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 哈 贝 马 斯 在《公 共 领 域 的 结 构 变 迁》( 1968) 中指出, 从封建专制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 出现了公共权威和市民社会。公共权威涉及国家, 诸如司法体制和暴力手段使用的合法化等; 而市民社会则是一个在公共权威保护下的私有经济关系领域。 它不仅发展出经济关系, 同时也塑造了不断脱离经济活动的人际关系。于是, 在公共权威和市民社会的私人领域之间, 便出现了一个新的公共领域。 一些资产阶级的文人雅士成为这一领域的最初主体, 他们以理性论争的方式讨论封建时代禁忌的话题, 并对国家和权威进行争论和批判。 在 17 世纪末和 18 世纪初的巴黎和伦敦等大城市里, 出现了一些由贵族聚会转化而来的沙龙以及咖啡馆, 这便是公共领域的雏形。 我们或许可以把它视为现代知识分子活动的基本空间。 公共领域最初只限于文学艺术问题的讨论, 后来逐渐扩大到政治论争。大众传播的出现, 诸如小规模的报纸和独立的出版社等, 拓展了公共领域, 虽然公共领域只限于少数有地位和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 但哈贝马斯发现它具有重要意义, 因为在不同于权威和家庭等私人领域的公共领域中, 通过理性讨论和争辩可以形成一种公共见解 (public opinion, 或舆论) , 进而构成一种他所说的“公共性”原则。 这意味着个人见解可以通过公民的理性2批判论争而形成舆论, 它对所有人开放, 并独立于文化支配之外。哈贝马斯注意到, 这种公共原则在资本主义社会从未完全实现, 因此国家权力的扩张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发展, 尤其是大众传播的商业化和舆论技术的出现, 限制甚至从根本上改变了公共领域的性质和特征。 从前一方面来看, 曾经作为理性2批判论争私人场所的公共领域逐渐蜕变为一个文化消费的领域, 即当控制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力的市场法则渗入公共领域时,“理性2批判论争也就逐渐被消费所取代, 公众交流的网络也就消解为个人接受行为, 不过这种接受方式却是整齐划一的”。如此一来, 公共领域原有的批判潜能便被消解了, 它被融入了资本主义的现存体制。哈贝马斯发现, 报纸的内容由于商业化必然走向非政治化、个人化和煽情,并以此作为促销的手段。 这个主题在布尔迪厄的电视解魅中被加强了。 从后一个方面来说, 大众传播领域中舆论管理技术的发展, 强调个人是私人公民而非消费者, 但却把这个观念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