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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历经沧桑农村记忆 　　如果说洛阳是中国古文明的范本和现代发展的标志，那么洛阳的农村，无疑也是我国广大农村发展的典型代表。 　　洛阳老城区邙山镇水口村与洛阳孟津县麻屯镇霍村是两个普普通通的小村庄，没有发达的工矿企业，没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处处都显现着幸福祥和的景象。在这里，我们清晰地感受到了中国农村的沧桑变迁。 　　 　　忆苦思甜 　　 　　“解放前，家里没地，父亲靠干些手工活维持家里的生计。”1941年出生在水口村的苏春迎，童年在动荡的岁月中度过。国民党年年抓壮丁，父亲不舍得让哥哥们去，就花钱赎人。“当时家里一贫如洗，整个村子也被折腾得鸡犬不宁”。 　　1949年，新中国成立。8岁的苏春迎真切地感受到了农村久违的喜悦和激情：“村民们都兴高采烈地走上街头，敲锣打鼓，非常热闹。”1950年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在全国实行土地改革运动。与全国农民一样，分到土地的苏春迎一家把浑身的劲都用在了耕种土地上。然而，在萌动着生机的土地上，人们显然按捺不住喜悦带来的冲动心情，1958年，农村大食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中国大地上。“大食堂”“大炼钢铁”“大跃进”成了当时农村的印记。不到两年时间，“天天吃饭不重样，敞开肚子随便吃”的生活方式很快就让大锅饭散了伙。但还没等农民回过头来，接踵而至的“三年困难时期”又把中国农村逼向了绝境。 　　1959年初中毕业当了教师的苏春迎凭着“每个月50斤的粮食”和家人渡过了难关。但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却没有这样的幸运。 　　霍村的善铜锁对那段艰苦的日子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1958年，我才3岁，树皮、野草、石头面儿等成了维持生命的主要食物。我被饿得皮包骨头，浑身是病，个子也没长高。”善铜锁回忆说，1962年家里分了自留地后，才勉强能吃上红薯面和高粱面，但还是吃不饱。记得这年春节前夕，家里5口人分了三四斤红薯干，母亲打算过节时再吃，就把它放到箱子里。趁家里没人时，饿极了的善铜锁从箱子里偷红薯干吃。“后来就被母亲发现了，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看到我挨打，兄弟姐妹们都跟着掉眼泪。”???起这件事，善铜锁眼睛湿润了，“那时候实在是太饿了，最大的心愿就是吃饱饭。” 　　1978年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从此，农村发展迎来了一个黄金时期。“包产到户，土地下放，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种地的积极性很快就被激发出来了。家家户户都买了牛犁车和大牲口，土地的状况迅速得到了改善，农民的温饱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霍村党支部书记王小宝感慨地说，“现在的生活，比以前不知道强多少倍呢，别说整天吃白面馒头，就是天天吃肉都没问题。”忠诚于党，带民致富 　　“到目前为止，我的人生可以用三个‘17年’来概括：17年村干部、17年教师、17年从事建筑和装饰。”在水口村村委会，70岁的苏春迎回忆说。 　　“当时农村穷，都上不起学，全村初中毕业生才有三个。”看着家乡落后的教育状况，初中毕业的苏春迎决定回家教学。然而，大跃进加上百年不遇的自然灾害，让积贫积弱的水口村深陷困境，1963年学校只得停办。结束了4年的教师生涯，苏春迎回村担任了村干部，从此，苏春迎便开始一心谋划村里的发展。1965年的水口村，农民贫穷，土地贫瘠，人和庄稼都缺吃少喝，为获得充足的水源，苏春迎带领村民打井、架线，不知疲倦地奔波着。 　　1966年，中国进入文化大革命时期，也就在这一年，苏春迎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分子，我感到莫大的荣耀。”苏春迎说，那几年，水口村比其他村生活条件好许多，村民不但用水方便，庄稼也大幅增产。 　　1969年，正是苏春迎带领水口村快速发展的关键时期，“瞎折腾”和“投机倒把”的“帽子”却一下子扣到了他头上。“我受到了批斗，在村里的所有职务也被撤销。”苏春迎坦言，“这是我一生中受到的最大的打击。”不过最让苏春迎感到欣慰的是，组织仍保留了他的党籍。 　　1970年开始，苏春迎又以民办教师的身份走上了课堂，这样一干就是13年。 　　1983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绿了农村大地，处处呈现着盎然生机，不仅农村土地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下海”经商也日渐兴起。为了让妻儿过上好日子，苏春迎辞去教师职务，带领一帮人干起了建筑和装修公司。从1983年到2000年，苏春迎完成了由穷到富的华丽转变，“我是村里的第一个万元户，1985年我买了摩托车，1991年我买了桑塔纳轿车”。 　　正值公司形势一片大好之时，2000年，镇党委领导找到苏春迎，想让他回村担任村干部。“当时，一个工程做下来，能挣百十万元”，然而，面对镇领导“你是老党员，哪能光顾着自己挣钱，也要带领群众共同致富”的言语，苏春迎找不出拒绝的理由，“入党时我宣过誓：一切服从党的领导。组织原则就是不能讲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