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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点前沿 包容性增长涵义 　　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建华在2010年10月19日《中国社会科学报》撰文指出：迄今为止，国内外学术界尚未形成关于包容性增长统一的正式定义，但对核心含义基本形成以下共识。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就是在机会平等基础上的增长。就一国而言，包容性增长既要强调为所有人创造机会，又要让所有人获得机会。简言之，就是保证社会各阶层都能平等地参与发展过程并从中受益。在国际层面，包容性增长要求倡导开放与合作的国际环境，使各国公平地参与国际经贸活动并受益。包容性增长的内涵可从以下三方面来把握。第一，包容性增长特别强调以人为本，关注所有人群的发展。第二，包容性增长特别强调经济社会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这就要求不能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而且应包括以下一些要素：保护弱势群体，消除绝对贫困；加强中小企业和个人能力建设；重视收入分配，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保持平衡，重视社会稳定；强调投资和贸易自由化，反对投资和贸易保护主义，让更多的人享受全球化成果等。第三，包容性增长特别强调机会均等，同时避免严重的结果差异。这里，机会均等特指消除个人的环境差异，例如宗教信仰、父母教育背景、地理区位等外生因素差异。由于个人努力差异形成的分配结果的不均，不是包容性增长战略所关心的重点。当外生的环境差异存在时，产权和人权体系可能出现扭曲，社会冲突增加，此时需要公共政策干预；而个人努力存在差异时，收入和财富分配将出现差异，此时反映出市场激励需要强化，发展战略应该更关注如何培育创新和企业家队伍。 　　 　　“协商民主”在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中必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第一副院长叶小文在2011年2月28日《北京日报》撰文指出：“协商民主”在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中必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近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要扎扎实实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下一个十年，中国要着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深化社会体制改革，加强社会建设，着力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社会体制改革与建设，上承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与完善，下为政治体制改革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条件，是中国的一场社会进步运动。社会体制改革与建设，要建立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推进城镇化，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构建一个合理稳定的社会结构；要使基层自治权利得到充分保障、培育扶持和依法管理社会组织，支持、引导其参与社会管理和服务。积极稳妥地推进社会体制改革乃至政治体制改革，既要有改革的“顶层设计”，更要有各方的广泛参与。这就更需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广泛协商，体现民主与集中的统一。 　　 　　收入分配改革要解放思想和科学研究 　　 　　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在2011年3月1日《学习时报》撰文认为：收入分配改革要解放思想和科学研究。首先，要从“公要多一些，私要少一些”的思维定式中解放出来。其次，要从“计划要多一些，市场要少一些”的思维定式上解放出来。第三，要从“公平重一些，效率轻一些”的思维定式中解放出来。第四，要从“片面认为公平主要由政府来调节，并且需要政府包”的思维定式中解放出来。从理论和实践上深入认识收入分配问题的形成原因，从经济学方法看，需要从诸多的方面观察：如需要就现代经济学的要素投入与分配角度，从一个国家要素创造财富的结构与各种要素被利用程度的关系上考察；需要就产业经济学的角度，从生产结构与就业结构之间的关系观察；需要就发展经济学的角度，从城乡人口变动与城乡创造分配财富的关系，以及农业非农业生产结构与就业及人口结构的关系上考察；需要就价值形成和时间经济学角度，从财富的增值、积累和马太效应等方面考察；需要就公共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角度，从调节收入分配，防止收入分配漏损的方面考察。 　　 　　转变发展方式的关键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在2011年1月31日《人民日报?海外版》上指出：到了“十二五”（2011～2015）的时候还是提出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刻不容缓”，可见过去转变得并不顺利。为什么呢？首先，体制性障碍仍未消除。“十一五”讨论的时候就提出了要消除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一系列“体制性障碍”，如政府依旧保持对部分重要资源有过大的配置权力；以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作为政绩的主要考核标准；财税体制缺陷，比如以生产型增值税为主的收入结构、重要支出责任的过度下移等，促使地方不能不追求国内生产总值的高速增长；要素价格扭曲，鼓励资源浪费。这些障碍迟迟得不到消除。其次，鼓励创新和创业的制度环境还有待建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技术创新能力有了很大进步，有很多技术都达到或接近世界前沿。但是这些发明的商业化、产业化却步履维艰，原因就是能够鼓励创新和创业的环境，包括经济环境、法治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