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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上海“夷务”与商务 　　“以夷制夷”变“海派开放” 　　上海开埠后，其经济迅速发展的格局把上海道台（地方最高行政长官）逼到了近代中国对外关系的敏感点上，使他们只能在这种无法选择的“选择”中直面严酷的“夷务”，在未来城市管理中渐渐与新的条约、体制磨合，由而产生了一批所谓的“夷务专家”，客观上也引领近代中国涉外交往的新模式。与耆英、琦善之流固守的“以夷制夷”、“羁縻怀柔”政策相比，上海道台在强调“制”的同时，增添了务实的“合作”理念。这一理念，渐渐孵化成上海独有的“海派开放”模式。当然，对外贸易带来的商务崛起，又逼使道台接受新挑战。 　　史料显示，上海开埠不久就有十几家洋行捷足先登、入驻上海。金融是经济发展的支柱，也是商业社会的关键元素。从上海商业文化形成始初，金融渗透其中，构成这座城市的命脉。金融既需要游戏规则，又需要机巧和冒险；规则与冒险，形成了上海商业文化的根基。1843年年12月，原英军炮兵上尉乔治?巴富尔被任命为英国驻上海首任领事，他很清楚上海在英国对华贸易的重要地位，但他不会意识到一个英军序列的低级军官却成了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城市的首任外国领事。 　　巴富尔与开埠后条约体制下的上海首任道台宫慕久，进行过一次关于给英国外交官和商人居住问题的谈话，给上海乃至中国近代化进程带来深刻影响。虽然早在条约签订前，上海就被英国政府全权公使兼对华商务代表、首任港督璞鼎查视为贸易前景不可限量，但清政府却从来没有这方面的思想准备。当广州作为中国最大口岸时，上海还远未受重视。 在宫慕久的思路中，首要考虑的是如何减少中国人与在上海的外国人的冲突，如何不让外国人的生活方式影响中国人，维护中国道统和风俗是他的不二之选。最后他认定，将两者的居住区域分割开来是最好的办法。这项措施的精髓就是划定一块地方让外国人居住，如同“隔离区”。外国人可以向大清国租地，租用期限不限，但不能购买土地。另外，除了支付租金外还须向清政府纳税。这次谈话的结果变成一个方案：沿黄浦江的南至洋泾浜（今延安东路）、北起李家场（苏州河与黄??江的交汇处）、东至黄浦江、西至界路（今河南中路），总面积为830亩（138英亩）的地域，作为英国人的居住地。这就是最初的租界雏形。 　　1845年，巴富尔以外国人与中国人分割居住更便于管理为由，与宫慕久订立《上海土地章程》。这就使外国人在上海的租地“合法化”了。巴富尔就在洋泾浜地区率先建立了英租界。1848年，新任英国领事阿礼国又扩充了近2000亩。各国来上海人员急剧增多，法、美、日继英国之后也先后设立租界，逐渐演变成在“领事团”共管下的国际自治区域，也成了中国政府无权制约的“国中之国”。 　　各国租界几乎一夜而兴，世界列强用坚船利炮、用武力迫使腐败的晚清政府就范，也企图用经济实力、西方文化征服中国民心。各国“洋人”在上海“冒险家乐园”杂居的同时，使上海逐步形成适应他们的生活环境和社会生态，衍生出上海独有的文化包容却又不乏竞争与探险的城市性格。由于资本集聚，从19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上海无可争议地坐稳了亚洲资本社会的第一把交椅。 　　宫慕久没有想到，他对外国人居住区的分割计划为他博得了“擅长夷务”的名声，也因此受到上司的赞赏，而后成了其他口岸城市的仿效对象。四年后他被提升为江苏按察使。 　　 　　“政商合一”推进上海近代化 　　按清朝官制，中央以下的地方行政高层包括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等，道台是这个层面以下的地方行政官员。道台分为两种，一种是承担特殊职能的，另一种主要负责地方行政。在担负特殊职能的道台中，海关道（处理通商口岸海关事务、涉及经济和外交）是值得关注的重点，这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出现的极具专业性质的行政官员，也很能反映上海作为最典型的条约口岸的城市特色。19世纪后期，上海道台在行政系统中级别不高的位置逐渐显露头角，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其职责的不断扩大，尤其是外交（夷务）和财政商务（海关）两项。 　　开埠后道台必须与外国领事及不断新来上海口岸的外交官打交道。还有一项重要的职能是代表政府与中国的条约签约国交换条约，给前来贸易的外商和传教的传教士发放护照。“夷务”（外交）和商务（口岸对外贸易和本地商业活动），构成上海道台的主要行政业务。 　　值得关注的是，19世纪前上海行政权力的基本结构是官绅结合，商人被排斥在政治领域之外，商人自身也并无参政要求。导致商人群体对政治的热衷来自两方面：上海开埠后中外贸易的迅速崛起和士绅阶层在城市变化后的迟钝和隐退。前者需要权力的保驾才能获得更大利益，后者则是一种时势之变。这种由商人的“置身（政）事外”到“若即若离”，再到“与政治同一条战壕”的权力结构变化，通过先后任上海道台的吴健彰、蓝蔚雯和吴煦（19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划出了一道清晰的线条。政治与商业的牵手成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