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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闽赣边区地租率再探讨 　　摘要：被长期描述为50―80%的近代赣闽边区的地租，其内涵实际仅为土地一季的“正产”量的比率；根据边区耕地二熟“副产”十分普及以及它在佃农生产与生活的重要地位的等情况，考察副产收获量及其在土地总产中所占比重，得出边区土地的真实地租实为36%左右。 　　关键词：近代；闽赣边区；地租率 　　 　　在学术界在对闽赣边区经济史的研究中，近代赣闽边区地租率被描述为高达50-80%。然而，这一被公认的地租率存在一个问题：地租率只计“正产量”而无视边区十分普及的重要的“副产量”；本文从考察边区耕作制度、传统“习惯法”等入手，探讨闽赣边区近代地租率的“庐山真面”。 　　关于边区传统地租的表述中，租率虽然都高低有异，但因资料来源基本一致，即基本都是依据革命年代形成的资料，其地租率要占到土地收获所得的44%-100%，普遍是50-80%或60-80%。奇高者如福建长汀等地则高达100%。假如不作具体分析，如此高额之地租能被贫困农民接受，简直要令后人与研究者难以置信：如不是租种地主土地有其它利益所获，就是土地还有其它重要生产收获没有计入，否则租佃关系就无法成立。 　　其实，在边区奇高地租下能使租佃关系得以形成，是与中国农村租佃关系中长期存在传统“习惯法”紧密联系的。中国农村租佃关系中有地租计算只取一季“正产”的传统习惯。 　　就地租计算只取一季“正产”这一传统习惯特点而言，中国很早以来就有“副产不收租的‘习惯法’”。吴量恺引用美国著名学者珀金斯在《中国农业的发展》一文的话说：“许多世纪以来，中国地租的总计大约相当于主要夏季作物的一半”。这里所说的中国收租具有只对夏季正产收租的“习惯法”；葛金芳也说：“民间租额一般情况下，是按一造之收来计算的，这是汉唐以来的惯例，一直沿用下来。” 　　从文献资料看，清末民国赣闽边区的地租制则全面体现了这一“习惯法”的继承：《江西农村社会调查》记载：“南城42.11％的稻谷用于交租，宁都30.34％的稻谷用于交租。其他副产一般来讲归佃农所有”。《瑞金县志》也记载：农村土地出产，除早稻夏收纳租外，“又有晚造、豆、麦、油菜、以及种芋、薯、烟、姜、菜之利、例不收租。” 　　在江西省石城县横江镇秋溪村赖氏崇恩堂保存的40年代《赖氏六修族谱》，上面载有大量的族田租谷数字统计，均记载当时收租的对象是一季“正产”稻谷。 　　客家学学者在闽西长汀的田野调查记载：“解放前的长汀馆前镇，农民无论租种地主的田或是租种公尝田（族田），都是以石定租，一石田（0.25亩）的地租为3―4斗的租谷。每年只收成一季水稻”；而“策武乡车头村，水稻只种一季……农户的生活全靠下季种番薯、芋头、黄豆、小麦、油菜、以及蔬菜维持生活。”这表明长汀只针对一季“正产”稻谷收租，下季所种的杂粮全部归佃农所有，而且是佃农的主要生活资源。 　　地租计租对象仅为正产稻谷，革命年代留下的文献资料中也有明确的记载：毛泽东在《寻乌调查》和《兴国调查》中谈到地租问题时指出：当时收租对象主要是一季“稻谷”；冯和法在1933年对全国进行农村经济调查之时发现，在江南地区，计租对象一般是正产稻谷；屠剑臣在其著作《龙岩之土地问题》和《扶植自耕农在龙岩》等文中的记载：当时计租对象也是“正产”稻谷；陈正谟在《中国各省地租》一书中也论证：当时计租只是针对正产，正产在南方是稻谷；在整个江西83个县中，虽有南城和丰城两地红薯等副产也有交租的，但就江西来讲，红薯交租的数量只占总产量的1.01％；几乎忽略不计。 　　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也有广东平远县农村关于“番子”也收租的记述，但是，如果种植其它如红薯、大豆等可以不用交租的话，那除非是种植“番子”除交租外还比种植红薯、大豆更有利可图才有可能出现种“番子”的现象；所以，“番子”交租之说也大致可以不计。 　　综上所述，近代边区田主收取佃户的地租时，一是基本为实物地租，二是并非对其土地上所有的出产计租，只是针对其土地的一季所谓“正产”稻谷收取若干量的地租，而对于该土地上的副产杂粮一概归佃户所有。 　　那么，既然土地还存在“副产”收获不收租，上述表达的传统地租率，也就是50―80%的地租率，显然不是全部土地生产的真实地租，而仅仅是一季“正产”的租率了。如果“副产”收获不是无足轻重而是对于佃农生产与生活十分重要，那么，这种只计所谓“正产”的租率就不是地租率的准确表述了。真实的地租率就必须计入当时土地的全部生产量方能准确得出。 　　如上所述，学术界所述边区高额的传统地租率，实际只是指对土地之“正产”收获量收取地租而已；要正确分析佃农与地主这种租佃关系得以成立，关键要解决当时边区土地生产除一季“正产”之外的“副产”收获是否为无足轻重，以至于是否可以忽略不计？因此，我们这里就要弄清“正产”稻谷外的所谓“副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