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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分析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分析
一、引言
本文试图解决在中部省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的问题。在目前的文献中,对中部省份的实证研究还很少,尤其是使用多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因此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便在于研究的对象及研究的方法,更为重要的是现有的文献在选取表达金融发展变量上,很少将资本流动作为解释变量,而根据Edison(2002)和Levine(2001)的研究,资本流动对金融的发展,进而对经济的增长有着正向的促进作用,本文也将使用这一重要的结论,将资本流动作为模型中的解释变量。
二、计量经济模型的建立和检验结果
本文利用1986年到2004年的经济数据对山西、河南、湖南、湖北四省份进行实证分析,试图找到中部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年鉴汇编》以及各省份的统计年鉴,关于历年人民币与美元汇率的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官方网站。
(一)变量指标的说明
1、经济增长指标。各省份的GDP增长率可以代表其经济增长的快慢,但由于各个省份的人口的差异,使用人均GDP增长率比较合理,人均GDP均经过价格指数(CPI)的平滑而剔除了通货膨胀的影响,价格指数以1978年为基期。
2、金融发展指标。金融发展指标的选取主要应从金融发展的规模、金融发展的结构和金融发展的效率三方面来考察,Goldsmith(1969)曾经提出在衡量一国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的指标中,最主要的是金融相关比率(FIR),即某一时点上现存金融资产总额与国民财富之比。Mackinnon(1973)也提出“货币负债对国民生产总量的比率看起来是经济中货币体系的重要性和实际规模的最简单标尺”的观点,因此,经济学家常常把货币供给量(M2)与GDP之比作为衡量一个国家货币化程度的指标。但是在中国,货币政策是由人民银行统一制定,各地分行没有自主权,所以,国内学者在研究中国不同地区的货币供给量时,不是选用M2,而是选择地区存款与贷款之和作为货币供给量的一个代理变量,本文亦借鉴之,即有:
FIR=(存款+贷款)÷GDP
由于金融机构的主要作用之一是为国民经济中的投资提供资金,因此金融机构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能力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本文采用贷款与存款的比率(FAF)来衡量金融机构将储蓄转化为贷款的效率,该比率越高,说明储蓄转化为贷款的效率越高。
FAF=贷款÷存款
按照Donny Tang(2006)的衡量标准,本文选取外商直接投资(FDI)占GDP的比率作为衡量资本流动这一指标,记为RFDI,在所得数据中,外商直接投资是使用美元衡量的,因此有必要将其单位转换为人民币,本文利用1986年以来的人民币与美元汇率进行了这一转换。
FIR=FDI÷GDP
此外,由于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很多,本文选取了固定资产投资率(LIRI)、通货膨胀率(PI)率作为控制变量,它们与经济增长都有着很强的关系,但是与金融发展却很少有相关性,为了检验最后的结果的稳健性(robustness),本文将采用逐步回归,回归系数的变化将会表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否可以被接受。
(二)计量模型及方法的说明
一般而言,如果仅仅采用横截面数据,会忽略诸如经济个体偏好可能会随时间变化而变化这一重要特征。如果只采用时间序列数据会导致无法衡量出个体差异的特征。而面板数据由于包含的数据样本较多,因此自由度较高;同时也能反映出经济个体的差异和其特性随时间而产生的变化,截面变量的信息和时间变量的信息的结合能够显著减少缺省变量带来的问题;面板数据还能够提供更多的星系、更多的变化性、更少的共线性、更多的自由度以及更高的效率。
本文先采用最小二乘法对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并使用加权的方法对其可能出现的残差项不满足外生性这一假定的情况进行修正。基本计量模型可以表示为:
log(Growthit)=ci+b1log(Firit)+b2log(Fafit)+b3log(Fdii)+b4log(Lirit)+b5log(Piit)+μit
其中,对所有的变量均取对数以消除变量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线性,i表示各个省份,t表示时间下标。ci是各个省份对其经济增长独立的影响,即固定效应,μit为残差项。根据残差假定的不同,可以将以上计量模型转变为随即效应模型。之所以使用固定效用模型是由于该模型仅仅就各个省份的数据进行研究,并且所选取的省份数量不多,并且考虑到μit的分布可能并不满足古典回归方法的假定,而存在异方差,所以本文将使用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进行估计以减少由横截面数据造成的异方差的影响,并启用White异方差校正功能,指定迭代到收敛。
(三)模型回归的结果
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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