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人民调解制度对基层司法需求的回应及完善.docVIP

转型期人民调解制度对基层司法需求的回应及完善 ——从支塘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运作现状切入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工商业的飞速发展、城镇化进程的加速推进，我们的社会正迈向历史转型期。传统的建立在相互熟识、相互信任基础之上的人际关系网络逐步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本应是以“法律信用”为基石的社会人际关系网。然而，由于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完善的“法律信用”体系尚未形成，导致了人们之间无法建立起足够的信任，行为关系日益复杂化，社会矛盾纠纷逐步增多并呈现出集中爆发的趋势。而这种状况在工商业水平较为发达、社会异质化程度较高的苏南地区体现得尤为明显。支塘作为一个典型的苏南工商业小镇，外来人口构成复杂，人员流动频繁，社会矛盾纠纷类型众多，以其为标本进行观察、分析、研究，对于探索适合现阶段中国基层社会的纠纷解决的合理方式，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转型期社会矛盾的凸显与人民调解制度的回应 仅2011年1-10月间，支塘镇辖区内发生的通过各种渠道（上方、矛盾排查、起诉等）进入到司法行政等公权领域加以解决的各类矛盾纠纷就达到742起。这些纠纷类型纷繁多样，主要涉及婚姻家庭纠纷、道路交通损害赔偿纠纷、邻里纠纷和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拆迁安置纠纷等。而这其中的许多纠纷体现了浓郁的现代化气息，就拿传统的婚姻家庭纠纷来说，与十年前相比，离婚纠纷在这一大类纠纷中所占的比重就有明显提高。这一现象在折射出现代化带来的婚姻自由理念对于传统婚恋观冲击的同时，也对司法调解这种纠纷解决方式在财产分割、子女抚养以及探望权行使等关键性问题上的关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此外，道路交通损害赔偿纠纷数量的与日俱增不仅反映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随之而来的汽车作为代步工具的普及，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对司法调解工作人员的专业知识、专业技能提出了更大的挑战。 面对转型期严峻的社会现实，支塘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勇担重任、不负重望，交出了一份令群众满意的答卷。支塘镇调委会由专职人民调解员6人，兼职人民调解员13人组成。正是这个算不上强大的阵容承担了全镇范围内将近百分之八十的矛盾纠纷调处任务，有效的缓解了人民法院的案件审理压力，提高了纠纷解决的效率。仅以2011年1-10月为例，全镇进入公权领域的纠纷总计742起，其中由调委会调解结案的达到562起，占了纠纷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五。如此之高的调解结案率构成了人民调解制度对于转型期基层社会巨大法治需求的有效回应。 人民调解制度的独特优势 那么，在诸多的纠纷解决机制中间，在基层社会这一特定的社会空间结构下，人民调解这种独特的纠纷解决方式之于诉讼、仲裁等现代化特征更为显著的纠纷解决方式到底具有什么样的优势，以保证其承担起如此之重的纠纷解决任务呢？ 首先，低廉的成本是人民调解制度得以长期存在并良好运行的保障。从经济成本方面看，在支塘镇，纠纷双方当事人选择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都是无需付费的。换句话说，人民调解委员会系无偿地为当事人提供司法调解的服务。而在家庭收入普遍较低的基层村镇，价格昂贵的司法诉讼程序普通老百姓未必消费得起，因此，人民调解不失为一个理性的选择。此外，对国家而言，供养十几位人民调解员（大多为离退休人员，属于半义务性质）、维系一套人民调解制度的运作则要比供养同等数量的法官、维系一套诉讼制度的运作廉价得多。而从时间成本方面考量，为了保证程序正义的实现从而被设计的教条且又繁琐的诉讼程序常常会导致诉讼当事人的诉累，相反，调解程序就要简便灵活的多，常常能在一两个小时以内，以一种看似和稀泥的方式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 其次，纠纷解决过程的缓和性与彻底性也是促使纠纷当事人特别是基层社会的纠纷当事人选择人民调解的重要原因。现阶段中国基层社会纵使是如支塘这般工商业发展程度较高的苏南小镇，其社会的基本结构中还是较多的保留着熟人社会的影子，人际关系相对于城市而言更为紧密，互惠性关系较为广泛的存在，并且往往相互牵扯，因此在纠纷解决过程中仍然有缓和人际关系的必要，同时也有这样的余地。而社会舆论也可以有效的保证调解协议得到切实的履行，保证纠纷得到彻底的解决。就这样，人民调解这一纠纷解决形式的独特优势在基层社会的空间结构下获得了充分的释放。 最后，由于人民调解员主要来自于当地，且多数为在基层工作了多年的老同志（支塘镇19位人民调解委员全部为支塘本地人，其中4位当过村党支部书记或村主任职务，且平均年龄接近57岁），因此他们对于当地的语言、风俗习惯可谓是了如指掌。再加上这些人民调解员在群众中具有普遍的威信，这就保证了他们的意见较为容易被纠纷双方当事人所接受，使得最终达成的协议既能体现双方当事人的意愿又符合当地的风俗习惯，在纠纷当事人普遍满意的同时，又能得到社会大众的认可和接受。 人民调解制度运行的不足及完善 诚然，人民调解制度在基层社会纠纷解决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