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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子》中反讽各个侧面(上) 　　摘要：在《凤子》中，沈从文破除了归隐的基础、文化预设、物质可能和终极目的，涉及的是归隐的不可能性。沈从文以反讽为特色的隐士的归隐应当被理解为哲学和神秘意义上的归隐。沈从文的所有思考经过了反讽的筛选都被改头换面了，反讽性的超脱，相对于严肃的彻底超脱只是局部的。另外，这是一种双重的超脱：一方面，作者虽不乏公民与政治意识，但这却不成为一种崇拜；另一方面，生命的张力和对知识的相对化阻止了向神秘主义的转变。沈从文的人物并不逃避，他们生活在现实中。从根本上，沈从文将一个以极端化为特色的时代加以相对化。 　　 　　关键词：《凤子》；反讽；沈从文 　　 　　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12 　　 　　 　　 　　作者简介：焦石，意大利人，博士，加拿大约克大学副教授。 　　 　　 　　一、作为开场白的几点看法：比较的视角下看反讽（ironie） 　　 　　 根据各辞典，反讽通常是指那些对自身、对自己处境或者对那些与之有重要关系的人（应当重视或者他认为应当看重的东西）不大当真的人的态度。作为一个哲学概念，反讽有两种根本形态：苏格拉底式的反讽和浪漫的反讽。前者是对自我的贬低：苏格拉底在与对手争辩之前先在他们面前贬低自己。甚至可以说苏格拉底用自己的无知来说明辩论的必要。后来，亚里士多德从负面意义上建立这一概念，他的结论是反讽大概是那些不大看重真理的人的态度，而那些夸张地表现真相的人大概是些吹牛皮的人。那些支持真理的人应该是处在折中的位置。浪漫主义反讽却是建立在对存在绝对自我的创造活动的假设之上的。对于浪漫主义者来说，反讽者既是诗人又是哲人，他等同于绝对自我，因而他将任何现实，不管是多么坚实的现实，都看作是自我的影子，或者说是自我的作用。这意味着浪漫主义者低估了现实的重要性，不看重现实。我们从中看到被重新加工过的柏拉图遗产（岩洞奴隶的神话），以及不被看重的对象的某种变化：对于苏格拉底来说不被看重的是自我；对于浪漫主义者来说不被看重的是现实。而且，浪漫主义者还???展了对反讽与自由的伴生关系的认识（F.施莱格尔）。这种共生关系的建立是从黑格尔开始的：在他看来，反讽施加于一切现实之上的控制只不过是这样一个事实的结果，即反讽作为对绝对主体性的意识，它对一切都不看重，它玩弄所有（外部）形式。随后，浪漫主义对反讽的认识被S.齐尔凯廓尔再次加工――而这也已经彻底过时了。一方面，这位丹麦哲学家重新提出伦理成分的意义――反讽是苏格拉底式的对世界的不公正的超越的表述；另一方面，他将浪漫主义的主体性对于外部世界的诉求进行约简――反讽是对自我的抱负和自我外部实现的局限之间距离的认识。 　　 但我们是否能够将我们对西方意义的反讽的看法与中国这样非常不同的文化背景联系起来呢？在西方对于反讽的看法是极其复杂的，我们不可能给予详尽的分析。实际上，必须非常谨慎地来对待这个问题。否则，我们可能很快便堕入肤浅比较的陷阱――将一切都拿来对比，或者只考虑这些彼此如此遥远的文学和哲学传统之间最边缘性的那些相似之处。而对于我们来说至关重要的是尝试着来考虑可比较的东西：是苏格拉底式的，而不是浪漫主义式的。事实上，我们必须尝试着将西方对反讽的定义与中国语境联系起来的，主要是反讽的伦理内容，以及反讽对于世界的不公正所表达的抗拒。但是让我们先看一看对于我们前面简略介绍的西方的反讽定义中所提出的问题，中国文化是怎样对待的。 　　 在对中国文学中爱情与幻想的研究中，李惠薏强调“ironie”（讽刺、反讽）这个词没有中文等价词，因为中国文化强调对立双方的和解，几乎不给对于某种绝对矛盾的认识留下任何空间。确实，我们所见到的齐尔凯廓尔和德国浪漫主义所表述的悲剧性的绝对意义的反讽对于中国文化来说是完全陌生的。浪漫主义对于主体性的首要意义，对于并不存在全能的自我或者现实的强调，与儒家思想是完全不可调和的，虽然不难从中看出一些与佛教思想内容的相通之处。“ironie”（eironeia）属于苏格拉底的话语，这个词的原始概念甚至在中国是不被人了解的。实际上，孔夫子这位卓越的智者，他并不假装无知来进行诘问。这位导师是以老师的身份来向门徒传授，而徒弟们不断向他提问，他们必须自己来解释老师的答案的意义。因此，在汉语中将“ironie”翻译为“反话”或者“反语”，即作为一种反用修辞手段。或者，翻译为“讽刺”或“冷嘲”，这是一些更多指向挖苦嘲讽意义或者恶意嘲讽意义的表述。我们是否应当因此得出结论认为在中国文化中不存在“ironie”呢？如果“ironie”（反讽）只是一种修辞手段或一种语言游戏，就如同诡辩学派和某些现代理论家所认为的那样，那么答案无疑会是肯定的。但是这里所涉及的问题是非常不同的，既然反讽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