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鼠疫恐慌上海租界华洋冲撞.docVIP

百年前鼠疫恐慌上海租界华洋冲撞 　　1910年底，正值辛亥革命的前夜，上海以公共租界为中心爆发了一场鼠疫恐慌。这次由“不卫生的中国人’引发的公共卫生事件，其规模其实并不大，后人也很少提及，但处于那样一个特殊的时刻，影响却非同小可，它引发了上海的华界与租界、华人与洋人、旧观念与新思潮之间的剧烈冲撞。谣言使华人社区炸了锅 　　1910年9月22日，上海公共租界发现了两例腺鼠疫病例。9月28日工部局商讨鼠疫问题，并形成了会议记录――《上海委员会卫生官员的报告》(“Health offce―sRport”，Annual R。porl of theshanghai council)，该报告通报了鼠疫疫情以及工部局董事会对此采取的措施，即在感染疫情的街区实行逐屋检验、民居消毒、隔离病患及与之密切接触者等强制性检疫措施。10月5日，董事会会议上也有过相关的讨论，对发现鼠疫疫情的地方一位于苏州河北岸的四行仓库，即当时的怡和洋行打包仓库进行全面检疫，此外，再也没有类似的相关记载。但这起本来不算多大的卫生事件，却给整个上海社会带来了震动。 　　凡洋人，对鼠疫大多存有高度的恐惧感，这种恐惧心理主要来自十六、十七世纪欧洲黑死病的大流行，也有诸如香港《西人日报》所捕述的那样，“只要有华人出现的地方，就还会爆发鼠疫”。事实上，早在1894年《美国医学学会杂志》(The Journal of　the Amrican Medical Asociation)刊发的一篇文章就已声称：腺鼠疫的传播源，主要是通过寄生于啮齿类动物身上的跳蚤，虽然也是一种人畜共通的传染病，但病菌媒介并不是老鼠，而是毫不起眼的跳蚤。但租界里的外国人却把目光盯在了频频出现在华人社区的老鼠身上，正如台湾学者胡成在其《“不卫生”的华人形象：中外之间的不同讲述》中所说，“鼠疫可以被名之为‘野蛮人的疾病”’，这种固有的偏见导致的结果显然不妙。 　　检疫这件事在平静地进行着，岂料，1910年10月31日上海《申报》的一篇报道，却让事件发生了质的变化。报道称，外国人在检疫区对华人态度蛮横，几近虐待，并录下一个华人亲历者的痛诉：“检疫时洋人用手猛插旅客肘下及股际私处，如站立不牢，几至倾跌，或令含玻璃管以验热度，稍有疑似，??拘至院内监禁。甚至还有检疫人员令旅客鱼贯绕走―二周，以为笑乐。如脚步稍觉滞缓，则被视为有疫之人。无病之人常被查验人员说成有病，强行送到隔离病院。至查验妇女，尤惨不忍言，曾有及笄少女被其拘去，该女紧牵母衣，呼号欲绝，后经该船买办说隋，始准其母随往医院……”短短不到200字描述，透出一种强烈的愤愤不平。 　　检疫传染疫情的工作，主要是由工部局下属的卫生处负责。由于此后在苏州河北岸不远的阿拉白司脱路(今曲阜路)华界，发现一个中国人死于鼠疫，工部局卫生处急忙派出一队洋人，带了几个华人，一头扎进以甘肃路、开封路、七浦路为界的方圆1.2公里的华人聚居区，逐户检查。根据《申报》lO月31日题为《工部局检查疫症》一文的描述，外国人前往华人家庭进行检疫过程中，“均通达事理者，固知工部局此举系郑重卫生起见，并不为异。惟无知妇女则已不免恐慌，所幸该西员皆通华语，出言颇为温和，举止亦有规则，故被查之家事后尚无异议。”然而，事情还是开始恶化了，由于公共租界内华人的房屋普遍低矮、阴暗、潮湿，多用木质材料构建，且四周堆积着大量的秽物垃圾，使工部局卫生官员忧心忡忡，准备把检疫的范围拉大。11月3日，《申报》再刊文《月夹核瘟传染可虑》称，“工部局卫生处西医告知众者，连日将带同传话人在界内挨户调查，如有此等瘟症，即便代为医救。”不争气的是，此文一报，第二天就在北京西路上一家名叫“燧利“的柴炭店里，发现一名店员染此病症，又在距离此店不远处发现一例，工部局开始下决心进行严格检查，矛盾便由此升级。 　　11月9日，《申报》上一篇《查验鼠疫之恐慌》的记述，也许能看出些许端倪：“后有偶患他疾面色黄瘦者，卫生员即令医院疗治，居民益起恐慌，昨日下午四时，第四段卫生员查至开封路，各小孩围聚而观，几起风潮……”引起“风潮”的原因就是，洋人医生们把一种发散着怪味的药水往人身上洒，生拉硬拽逼人吃药，见到面色发黄、腹大瘦弱者，就愣往医院里送；更可怕的是，洋人还揪住人家的小孩子，不问青红皂白，抄起针筒就给人家种牛痘，大人孩子哭声一片…一人们开始抵触，事态逐步扩大，谣言蜂起更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整件事情由起初的恐慌，向着骚乱发展。 　　这一天，工部局派出负责人，带领几名清扫马路垃圾的环卫人员，前往北山西路泰安里等处，对堆积在垃圾场的污物进行调查，周围居民以为又是洋人派人到家里调查鼠疫的洋医生，于是群起而攻之，堵在泰安里大门口，不许外国人进。居民们相互传递消息，于是以讹传讹，一时召来了周边上百人前往“轧闹猛”。时至下午，人们竟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