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长波与跨越“卡夫丁峡谷”中国道路.docVIP

经济长波与跨越“卡夫丁峡谷”中国道路 　　当今世界正处在激烈的大变动时期。这次大地震的震中在西方，源头首先是美国，震波经由三个世界的阶梯呈波动状向全球扩散。现在震中的源头转移到第二世界的欧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普遍转向凯恩斯主义，但如此迅速地在欧元区内的南方国家引起国家主权债务危机，以致即刻转化为政治危机，却始料未及。这也许与欧元区没有超国家的统一财政预算有关，但美国和日本的GDP债务占比也很高，远超出所谓的安全标准，也引起了不断的政治动荡。西方政府应对经济危机的常规手段无非是宽松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税收政策等。现在货币政策的宽松在利率上基本已调至极限，财税政策因国家丧失或被削弱的偿债能力，也难以再宽松了，为了减少赤字反而必须收紧财政和税收政策，所有这些捉襟见肘的无奈都会把艰难的复苏重新推入衰退。中国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顶住了新自由主义的攻击，所以有今天的一枝独秀。尽管如此，它还会受到大的冲击，我们要未雨绸缪。 　　这次战后最严重的世界经济危机从2007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算起，已有5年，持续萧条，复苏艰难，现在眼看要第二次跌入危机，看不见新繁荣期到来的曙光。我们遭遇的已经不是一般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西方称之为“商业周期”)，因此以周期性经济危机说明本次危机已远远不够了。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结构性危机的经济长波理论正引起人们的更大关注。 　　一、经济长波与资本主义结构性经济危机 　　我们通常说的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系指生产在供求总量上大的失衡。资本主义经济的结构性危机，系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危机，往往与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波动(50年左右一周期)相联系。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就经济增长的波动来看，通常是“退一步进两步”――在复苏中逐渐达到危机前的繁荣期高点，在本繁荣期超出前一高点，然后再跌入危机，因而呈螺旋式上升。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表现为长期萧条，一种与上述状态相比“失去常规和常态”的周期性现象，往往包含若干周期性危机的密集爆发，每个周期性危机复苏艰难，繁荣期很短，甚至未进入繁荣期，经济又衰退了，出现长达多年乃至十多年的经济停滞(包括负增长)，也称“长期萧条”，正如目前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这种情况。频繁而深刻的危机期与短促而微弱的高涨期相互交错，构成了经济长波收缩期的基本特征；反之，则有经济长波扩张期的出现。包括扩张与收缩在内的一个长波周期与另一个的交替，历史上大致半个世纪发生一次。 　　粗略地说，长波论者形成了两大学派：以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概念为代表的一派，强调技术革命的创新、成熟和扩散是引起经济长期波动的决定性因素；以曼德尔的“破坏性适应”概念为代表的一派，强调资本积累条件的变化是造成经济长期波动的决定性因素。曼德尔不但指出，牵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增长速度长期波动的核心问题是资本积累过程中利润率的长期变化趋势，而且还明确提出了经济长波运动的“非对称性”说。每个长波周期内从扩张期到收缩期的转折(即“第一个拐点”)，是由资本主义内在的经济规律、尤其是利润率趋于下降的规律决定的。但是，从一个周期的收缩期到下一个周期的扩张期的转变(即“第二个拐点”)，却受“外生变量”的制约，即受“第二个拐点”发生期当时具体的历史地缘条件中不可能事先预计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全面冲突之结果的制约。他强调：“这些指的是一系列非经济因素如战争掠夺、资本主义运行领域的扩展与收缩、资本家间的竞争、阶级斗争、革命与反革命等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赖以生存的所有社会与地理环境的这些激烈变动反过来引起资本主义增长的基本变量的激变(即它们可以导致平均利润率的激变)。”资本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SSA)发展了以曼德尔为代表的长波理论，它强调，资本积累过程的长期经济波动受制于其国内和国际的制度环境与制度安排。实际上它是在说，资本主义发展的每个阶段，其上升期是相应经过调整的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在一国及国际范围内较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产物，下降期则反之；制度环境与制度安排的内在矛盾最终受制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从而决定了前者必然从适应走向不适应的长周期转变。 　　曼德尔关于四次经济长波的历史分期为：第一轮长波1789－1848年(1789－1815年为上升期，1826－1848年为下降期)；第二轮长波1848―1893年(1848－1873年为上升期，1873－1893年为下降期)；第三轮长波1893－1940年(1893－1913年为上升期，1914－1940年为下降期)；第四轮长波1940(48)－?年(1940[48]－1967年为上升期，1968－?年为下降期)。人们不难发现，在第一轮长波的第二个拐点期间，欧洲爆发了1848年的资产阶级革命；在第二轮长波的第二个拐点期间，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发生了向垄断资本主义的历史转变，在东方，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是帝国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