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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人际冲突应对策略量表》编制 　　（天津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天津300073）（天津师范大学心理与行为研究中心，天津300074） 　　 　　摘要为研究儿童心理与行为发展的需要，对儿童人际冲突应对策略量表进行编制。抽取8～14岁小学儿童392名，采用团体测试的方法进行测量。通过因素分析提取5个因素：问题解决、求助、逃避、情绪内倾化和情绪外倾化。量表结构比较稳定。各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和分半信度系数分别为0.56～0.84和0.54～0.83；两周重测信度系数0.86。专家评定结果表明各分量表的内容效度理想。结果表明该量表是一种较实用的测量儿童人际冲突应对策略的工具。 　　关键词人际冲突，应对策略，量表。 　　分类号B841.7 　　 　　1问题提出 　　 　　儿童应对人际冲突的能力反映了儿童心理发展的水平和社会适应的能力。研究表明，儿童的人际关系质量与儿童在人际冲突中的解决问题的能力有直接的关系。那些在同伴交往中受欢迎的儿童，在假设的社会冲突情境中更经常地采用一些有效的、能够对人际关系起着巩固作用的应对策略（Erwin，1994）[1]。在儿童的心理和行为研究中，经常需要对儿童人际冲突应对策略的运用进行有效的测量。 　　对解决问题策略的研究比较有影响的是美国加洲大学的Amirkhan（1990），他主要是从人们对生活事件的压力和应激的应对策略，通过因素分析的方法归纳出三种基本的解决问题模式：问题解决（problem solving）、求助（seeking social support）和回避（avoidance），最终形成一个包括33个项目的问题应对策略量表CSI（coping strategy indicator）[2]。芬兰的Osterman和Bjordqvist（1994）则从行为发展的角度对儿童的人际冲突解决策略进行研究，发现儿童在解决同伴间的矛盾冲突时也主要有类似的三种基本模式：建设性冲突解决（constructive conflict resolution）、退缩（withdrawal）和第三者干预（third-party intervention）[3]。其中建设性冲突解决模式包括三种具体方式：通过交谈来解决问题、想出一种和平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努力使双方都平静下来来解决问题；退缩模式包括两种具体方式：离开对方或向对方让步。Causey和Dubow（1992）对Amirkhan的CSI量表进行修订用???测量8～13岁的小学生在人际冲突中解决问题的策略。他们采用因素分析得出5个分量表：三种基本的解决问题模式，即求助（social support seeking）、问题解决（problem-solving）、逃避（distancing）和外向（internalising）与内向（externalising）的情绪应对[4]。 　　为了编制适合中国儿童的人际冲突应对策略量表，在参考和借鉴了Amirkhan、Osterman和Causey等人研究的基础上，从问题解决、求助、回避和情绪化反应四个方面编制测验项目。以期建立一个适合中国文化背景的儿童人际冲突应对策略量表，从而为社会心理学和发展心理学的研究提供工具。 　　 　　2方法与程序 　　 　　首先根据Causey和Dubow的人际冲突解决策略量表从问题解决、求助、回避和情绪化反应等方面编制测验题目。例如，问题解决的项目：“当我与同学发生了争吵或打架，我会更加努力来避免这类事情再发生……”、“当我与同学发生了争吵或打架，我会作些改变，使事情得到解决……”等。每个问题后有5个选项：“①从不、②几乎不、③有时、④多数情况下是、⑤总是”。然后请10名心理学专业研究生对量表的各项目进行效度评估，同时对项目的语义进行评价和修改，最后形成人际冲突应对策略量表。 　　被试的选择：小学生392名，其中男生200名，女生192名，分别来自天津市4所小学。年龄范围8～14岁，平均年龄10岁5个月。 　　施测方式：团体测验。问卷回收率100%。 　　 　　3量表的结构模型验证 　　 　　为使修订的量表在结构上不受先验概念的影响，事先并不对量表的因素结构进行界定，仅对数据进行探索性的因素分析。将一半被试的数据用来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确定因素模型。采用主成份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和方差极大正交旋转（varimax），从35个项目中抽取因素。特征值大于1的因素共有11个，解释67.74%的变异。从因子碎石图（scree plot）可见，曲线在第6个因子处陡降形成碎石，根据Cattel（1966）的陡阶检验（scree test）原则，应抽取5个因素。表1是5个因素的特征值及解释的变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