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肝癌奋战40年医学大家――汤钊猷院士.docVIP

与肝癌奋战40年医学大家――汤钊猷院士 　　是他第一个提出了小肝癌的早期发现和早期切除，又是他最早确立了对付大肝癌的战略战术，还是他率先带领他的团队投入到肝癌转移复发的新战役中。他，就是国际著名肝癌研究专家，肿瘤外科学家，小肝癌研究的奠基人，中国工程院院士，白求恩奖章获得者，国家科技功臣，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受到过邓小平同志亲自接见的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肝癌研究所所长汤钊猷教授。 　　 　　众所周知，癌症是人类健康的大敌，被称作死亡杀手。而在众多杀手中，有一个在中国排名第二位的癌症杀手，就是肝癌。肝癌因其发病初期症状不明显而进展迅速，一旦发现常常为时已晚，而被称为癌中之王。尤其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得了肝癌等于是接到了死亡判决书。而在今天，这种状况已经得到了很大改变，虽然我们还没有完全攻克它，但是我们已经能够科学认识它，及早发现它、治疗它、努力控制它、有效延长患者的生命。这一切都得益于汤钊猷院士，他当年毅然放弃已经颇有建树的领域，响应周恩来总理号召，投入到这场肝癌的大会战中，一战就是40多年，头发白了，牙齿掉了，战斗仍在继续，他也依然冲在最前沿。 　　 　　献身医学 报效祖国 　　 　　一个人的作为，往往同他的经历有关。汤钊猷院士立志献身于祖国医学事业，可以追溯到他苦难的童年。1930年他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早年留学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举家迁往澳门。汤院士至今还经常回忆说，他上小学时穿的鞋子，脚趾是露在外面的，中饭通常是一个小山芋。有两件事他印象特别深刻，一是每天上学，经过澳门镜湖医院的后门，总有几车饿死的尸体被运走，因为非常干瘪，远看就像一堆柴板；另一件是连葡萄牙的小孩也敢欺负中国的大人。在洋人眼里，中国人是“东亚病夫”，这种耻辱深深刺激了他幼小的心灵，深刻感受了什么叫“落后挨打”。 　　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一年，汤院士也如愿以偿考取上海第一医学院。苦读5年，毕业后进上海中山医院工作，他当时就暗自下决心，要努力做一名好医生。他不顾白天繁重的临床工作，晚上有空就到图书馆??书，从临床到基础，从西医到中医。每月薪水除部分给家用外，全部用于订杂志和买书，有时甚至把家用的钱也花光了。他如饥似渴地学习，积累了几万张读书卡片。他30岁出头时，就已经是血管外科领域颇有建树的年轻专家，写成一本30万字名为《发展中的现代医学》的学术专著。1966年，汤院士和同伴一道完成了世界第一例足趾移植重建手指手术。他有着扎实的基本功、严谨执着的态度、一丝不苟的作风。他书写的病历在当年曾长时间被医院誉为模范病历，他主持整理血管外科科技档案被称为医院最好的科技档案……一切迹象都显示，汤院士在血管外科领域必将大有作为。然而，他却突然面临从医生涯的重大选择。 　　上世纪60年代末，由于诊断、治疗水平的局限，肝癌病人的5年生存率仅为3%，患上肝癌等于接到了“死刑判决书”，对人民健康构成巨大威胁。周恩来总理向医疗卫生界发出了号召：“肝癌不是地方病，而是常见病。我们医疗事业一定要战胜它。”作为新中国自己培养的医生，立志做一名好医生的汤院士心动了，如果转型从事肝癌外科，这就意味着放弃已研究10年而且日渐深入的血管外科，这意味着一切又得从头做起，如果从个人的利弊得失权衡，那肯定不愿前功尽弃，而去跨入另一个陌生的领域。但汤钊猷没有犹豫，理由很简单：总理的号召，病人的需要。 　　从此，汤院士向肝癌发起了一场持续40多年的进攻。 　　 　　初创阶段倍尝艰辛 　　 　　1968年，汤院士投入肝癌临床工作的情景，可用几句话来概括：“病人走着进来，抬着出去”。“那时病房里总是哭声不断”，汤院士今天回忆起来依然十分痛心。恰恰是死亡的残酷、病人的痛苦，激起了汤钊猷心中昂扬的斗志，如同一台发动机，让汤钊猷产生了巨大的动力，他义无反顾地踏上了攻克肝癌的漫漫征途。 　　当时的医学界已经知道血液中的甲胎蛋白可以诊断出现症状的大肝癌，但还没有人知道如何用它来诊断没有症状的小肝癌。临床上，把大于5公分的肝癌称作大肝癌，往往伴有症状；小于等于5公分的肝癌是小肝癌，往往没有症状。1972年，汤钊猷和同事们多次深入肝癌高发地――江苏启东农村实地调查，那里也是乙型肝炎高发区，他发现没有肝癌症状但甲胎蛋白呈阳性的人，一年之内的死亡率竟高达80%。汤钊猷敏锐地意识到，甲胎蛋白可能就是打开肝癌早期诊断的一把钥匙。 　　冒着风险，汤钊猷说服一位血液中甲胎蛋白呈阳性但没有任何症状的患者进行手术，一时患者的家属很不理解，好好的人为什么要开刀？开出来没病，不就白挨了一刀。动手术的这一天，患者的亲戚朋友把乡卫生院的大门团团围住，万一手术开出来证明病人没病，有可能发生暴力冲突。那时的早期肝癌诊断，没有B超，更没有CT和磁共振成像，仅仅根据几次验血的结果进行分析，然后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