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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周作人新诗理论 　　周作人的第一首新诗发表于1919年2月15日《新青年》的第6卷2号，这是五四前最长的一首诗，胡适称赞它是“新诗中的第一首杰作”。周作人的新诗并不多，《过去的生命》是周作人的唯一一本新诗集，有诗二十六首，小品一篇，出版于1929年11月。周作人的新诗在五四时期颇有影响，周作人的诗论较之新诗却似乎更有成就。他的新诗与诗论是一致的，二者甚至可以相互印证。下面从三个方面来进行比照。 　　首先，在诗歌的本质特点上，周作人认为，“诗是人情迸发的声音”[1]，这可以说是周作人对诗的本质最基本的认识。周作人十分看重感情的真实，他指出，“所谓真实，并不单是非虚伪，还须有迫切的情思才行，否则只是谈话而非诗歌了。”[2]针对封建卫道士胡梦华对汪静之的《蕙的风》的攻击，周作人提出，情诗是理所当然存的，认为在静之的诗里有很多佳句，誉之为“诗坛解放的一种呼声”，批评胡梦华的大惊小怪为“眼光未免太短”。这一切都是基于“人情”，强调感情的真，可见周作人对诗的本质的把握是十分到位的。在他自己的诗集《过去的生命》中，周作人有四首诗是写到男女情感的，分别是《她们》、《高楼》、《饮酒》、《花》，甚至在《花》这首诗中，他加注，“仿某调，学作情诗”，从中可以看出他对情诗的支持。《花》的确有情诗的味道，“我爱这蔷薇花，/爱她那酽酒似的滋味，/我便埋头在她中间，/让我就此死吧。”其感情真挚热烈，文字直接大胆，这对于扫除诗坛的不良风气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周作人从个性解放的立场出发，认为必须在批判封建基础上才能确立诗歌正确地位，为此他强调个性的表现和创作的自由，他说：“努力去写出预定的概念，却没有真实地强烈地表现出自己的个性，其结果当然是一个单调。”[3]他的意见是，“最好任各人自由去做他们自己的诗，即使不然，让各人抒发情思，满足自己的要求也是很好的事情。”[4]在《过去的生命》中，周作人写了一些很平和冲淡的小诗，如《儿歌》、《慈姑的盆》，了了数行，信手拈来，却透着清隽幽雅，近似于他的散文。1921年周作人在北京西山养病时，曾写过一组《山居杂诗???，其七首，分别写了藤萝、石榴、核桃、苍蝇等，应该说这些短诗全都打上了周作人的烙印，与他在三十年代提倡的小品文一样，都具有鲜明的周作人的特点。“一丛繁茂的藤萝，/绿沉沉的压在弯曲的老树枯株上，/又伸着两三枝粗藤”，这样的诗句抒发情思，满足自己的一时之感，正体现了周作人的诗歌主张。 　　其次，周作人明确地指出新诗的诗体是自由体。他在《论小诗》一文中说，“做诗的人要做怎样的诗，什么形式，什么内容，什么方法，只能听他自己完全的自由”。[5]他认为，新诗采用自由体便于自由地抒写真情实感。在《过去的生命》序言中，他指出他的新诗是“别种的散文小品，我相信能够表现出当时的情意，……与我所写的普通散文没有什么不同。” 　　正像周作人所说的那样，《过去的生命》确实具有以上特点。试举一例，开篇《两个扫雪的人》中写到，“我清早起，在雪地里行走，不得不谢谢你”。这跟我们现在的日常用语非常接近，但却真实地表达了诗人当时的情感――对于普通劳动者的感激之情。这样的白话入诗，可谓自由，周作人甚至不把它们分开，就让它们像散文一样排成一行，不禁让我们想起胡适的自由体诗论（显然，周作人是受了胡适的影响的）。《过去的生命》实践了他的自由诗体论，解放了诗体，并且如实地传达出了诗人的真实情感，与他的诗论达成了统一。周作人对波特莱尔的作品最看重的是散文诗，并且他在“译日本俳句同希腊古诗，也全用散文去处置”。[6]可见周作人对自由诗体一直是比较推崇的，他曾指出，“白话诗的两条路，一是不必押韵的新体诗，一是押韵的‘白话唐诗’以至小调”。[7] 前者指的就是如《过去的生命》中的自由体新诗。周作人继胡适之后进一步强调解放诗体，对于新诗大众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同时也存在着诗文不分的缺陷，并且感情颇多，显得深度不够。这在《过去的生命》中也有体现。但相比于他的进步意义，这些是次要的。 　　最后，在诗的风格上，周作人主张含蓄蕴藉，这一主张是对胡适诗论的超越。周作人指出，“诗的效用本来不在明说而在暗言。”他曾在《旧梦》中说刘大白创作的新诗对旧诗词的情趣摆脱的太多，诗味清淡。在《序》中说，新诗像玻璃球一样晶莹透澈，缺少朦胧和余香与回味，这都是在提倡新诗应有含蓄蕴藉的风格。《过去的生命》虽然形似散文，然而风格上还是同周作人提倡的一样，含蓄蕴藉的。如《爱与憎》一诗，诗人把几组矛盾放在一起，蔷薇、稻苗、飞蝗、蝴蝶等等，其中蕴含着深刻的辩证关系，但所有的关系都指向一句话，“我虽然不全憎，也不能尽爱”，这是整首诗的诗眼。周作人并没有直接说出原因，但通过这几组关系，我们会明了诗人这样选择的理由是什么。 　　周作人曾援引蔼理斯的《随感录》中的观点表示对诗歌的晦涩不能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