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之物与艺术之物——传统陶瓷的艺术与文化.docVIP

生活之物与艺术之物 ——传统陶瓷的艺术与文化 陶瓷是我国古代工匠的一项伟大发明和创造，是中国人以自己的智慧和文化对世界文明的一项杰出贡献。西方称中国为“瓷”之国，是瓷的故乡。①现知中国最早的制陶活动开始于迄今一万年前后的新石器时代初期，原始初民们“陶于河滨”，用泥土制陶，经火烧成器，以实用于饮食、贮存一类的日常生活。在文化史上，将陶器的出现作为农耕和定居生活的产物。几千年陶器的烧制和使用经验，奠定了瓷器产生的技术基础，到东汉时期，瓷器在富有硬陶、烧造传统的浙江地区创烧成功，由此而开创了中国陶瓷并举的新时代。 陶瓷是神奇的。它的原料是泥土，经过火的洗礼，竟成为釉光璀璨、纹彩斑斓、晶莹剔透、美伦美焕的器物，其神奇、其典雅、其适用、其久远、其丰富、其万般，一切均使人感慨万千、赞叹万千。但今天，我们不仅是感慨和赞叹，而希图用新的目光去重新释读我们陶瓷艺术的历史和它的存在，认识其价值。 一、生活之物与艺术之物 我们生活在一个人造物的世界之中。陶瓷作为生活之物，在我们近万年的生活中一直起着一个看似平凡、日常，又十分富有意义的重大作用，既服务于生活，又消失在生活之中。也许，极少数幸存的古代陶瓷已成为收藏之物，但陶瓷的本质是生活而不是收藏。法国学者尚·布希亚曾将古代器物称之为“边缘物”，他认为古代器物“不再有实用的状况出现，它完全是作为记号存在的。……它并非无功能，亦不是单纯的‘装饰’，在系统的框架里，它有一个十分特定的功能：它代表时间。”当然，“不是真正的时间，而是时间的记号，或是时间的文化标志。”②我认为，即使是实用功能的丧失，变成海德格尔所说的“纯然的器具”③，其器物本身不仅是时间的记号和时间的文化标志，也是历时性的文化的记号和生活文化的标志。 陶瓷的本质是生活。生活是日常的，这里的生活，包括了使用者的生活和制陶艺人的劳作生活在内。陶瓷的一切属性，无论是功利的还是艺术的、审美的、文化的，都可以说是日常的或基于日常的。 作为日常生活中的日用器物，生活者即使用者要求和遭遇的实用性、适用性构成了它本质要义的第一个层面。一切以“用”为根本，所谓“日用”。这几乎是作为造物制器的一个基本原则，从造物的第一天起就确立了。考古表明，在原始陶器的创烧之初，制陶者所考虑的问题仅有一个：如何适用于炊煮食物的生活基本需求。在原始状态下的人类劳作，一切都植根于人类生命的存续，因此，器物中所谓的“实用性”，不是可有可无或是谁赋予的东西，而是生命价值的体现和投射；这种实用价值作为人类社会最古老而又最永恒的价值，是不可背离的，也是生活之物的根基。 从历史上看，人类的生活总是以一定方式体现的，因此，陶瓷作为生活之物，它必然又是生活方式的产物。当人类结束了上百万年的狩猎生活而开始迈入定居和农耕生活时，陶器出现了，这里，陶器成了农耕定居生活的信物。而游牧民族的陶瓷制品如辽代穿带鸡冠壶(图1)，壶体与定居民族所使用的圆形壶体不同，呈扁形，类似其皮囊壶，其设计适应了游牧生活方式的需要。当饮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时，茶具出现了。当宋代盛行“斗茶”时，黑色的专用茶盏很快就满足了这种特殊的需求。 作为日常生活中的日用器物，它本质要义的第二个层面是其创制、生产的活动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因此，陶瓷作为日用器物，其“出生”是处在“日用”和器具的生产之中的。我们都知道，陶瓷(主要指历史上手工生产的产品)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所有能保留下来的古代陶瓷，不仅具有历史的文物价值，更具有历史的艺术价值。但是，在历史上它不是作为“艺术之物”被创造，而是作为日用器物而源源不断地从简陋的窑场中、从非艺术家的工匠手中生产出来的。这些器物，尤其是实用类的大众化陶瓷、民间陶瓷，很少是被当作艺术品看待的。及至官窑的设立，统治阶级为宫廷御用而生产陶瓷，其目的主要还是出于日用。在陶瓷中有相当多的产品可以归属为陈设瓷，如各式花瓶乃至尊炉一类器物，但这类器物不仅仍具有一定的实用功能，重要的是“器具性”和“物性”使其拉开了与绘画一类纯艺术的距离(图2)。 在这里，我们遭遇到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作为日用器物其艺术性的特殊性及其意义；一是作为艺术品，它的物性及其意义。 毫无疑问，陶瓷作为日用器物，其本质又是艺术性的，是艺术之物。作为艺术之物，它又不是艺术家所创造的，而是由普通生产者作为器具生产而生产的产品，是无意为之的“艺术”，因此，其艺术性就具备了更自然、更朴质、更本真的性质，而艺术尤其是所谓最高的艺术、能称之为逸品之艺术不就是以自然、朴质、本真为典型的吗?正是凭借着这种自然、朴质、本真，使我们在这些历史的遗留物面前，毫不犹豫地称颂其伟大，称赞其妙趣天然和巧夺天工；这些非艺术的艺术是真正的艺术，不朽的艺术。而作为艺术品，它又是器具性的，有显见的物性。在现代艺术哲学尚未承认艺术的物性之前，物性在艺术阐释中是一个被遗忘、被遮蔽的字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