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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作品使命意识和孤独意识 　　鲁迅是中国现代最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堪称现代中国的脊梁、现代中国的灵魂。他的精神、他强烈的生命意识、他的作品及其中鲜活的人物形象，影响着一代代中国人、警醒着一代代中国人。 　　鲁迅出生没落大家，从小受到包括儒家正统文化及佛、道等非正统文化在内的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的熏陶，南京和日本求学期间，大量阅读了西欧近代文学、哲学、自然科学著作，又使他对西方文化有了深刻的了解，尤其是叔本华、尼采的生命意识与超人学说、基尔凯郭尔、施蒂纳的非理性主义对孤独个体生命形态的体认。在经历了十九世纪末开始的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巨大变迁后，鲁迅深感中国改革之难，对中国的认识更加透彻，深刻思考后形成了自己的独立思想，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个性气质和强烈的生命意识。 　　《阿Q正传》是鲁迅最著名的小说之一。鲁迅用犀利的笔法彰显其内省自觉、深沉坚韧的气质与强烈的使命意识、内向抑郁的气质与浓厚的孤独意识，塑造了阿Q这个不朽的艺术形象。本文就试从《阿Q正传》来看看鲁迅作品中所蕴含的使 　　命意识和孤独意识。 　　 　　一、充盈于《阿Q正传》中的强烈的使命意识 　　 　　《阿Q正传》中，通过阿Q及其周围人物的塑造，作者表现出其改造“国民性”和反封建的思想观念，这其中透出鲜明的理性色彩、强烈的否定性特征和深刻的悲剧性意识。 　　铭心刻骨的童年经历、惊心动魄的感性经验、西方现代文化的强烈影响与内省自觉、坚韧深刻的个性气质和强烈的使命意识相碰撞，形成鲁迅“立人”、“兴国”的理想和自觉意识。 　　鲁迅认为，一个国家若要生存世间，角逐列国，“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立人的精神实质即为摒弃国民劣根性，重塑新型的民族性格。在鲁迅看来，“立人”是“兴国”的前提。因而，他坚定地选择了在精神领域以身报国的方式，终生在精神领域进行国民灵魂改造的工作。他认为没有民族精神的彻底改造，新的社会制度是难以真正建立起来的，“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为改造民族精神，他执着地把自己的文学与思想情感紧紧和变革现实连在一起，在小说中塑造了大量不同类型的人物形象以批判国人之“国民性”，以期改造“国民性”，阿Q则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 　　阿Q乃一个赤贫的雇农，无房无地，以帮人打短工为生，社会地位低下，受压迫受剥削，被侮辱被损害，生活十分悲惨。他的主要性格特征就是其赖以自慰甚至是赖以生存的精神胜利法：他在现实生活中总是处于失败者的地位，但他从不正视现实，而是用盲目的自尊自大、自轻自贱、自欺自慰、欺凌弱者、健忘、忌讳缺点、以丑为荣等妙法来自我安慰，自我陶醉于虚幻的精神胜利之中。阿Q精神胜利法的根源于他深重的奴隶意识：长期的封建压迫使他的主体意识迷失在封建思想伦理关系中，他没有自己独立的意识，只在毫无个体性可言的“群”的氛围中体现自己的内在本质。阿Q的精神胜利法乃是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的一种反映，数千年的封建王朝、异族统治、战争动荡、思想的极端束缚是其产生的土壤，它是普遍存在于中华民族各阶层的一种国民性弱点。周作人先生在读过《阿Q正传》后说：“阿Q却是一个民族的类型。他像神话里的‘众赐’(Pandroa)一样，承受了恶梦似的四千年来的经验所造成的一切‘谱’上的规则，包含对于生命幸福名誉道德的意见，提取精粹，凝为固体，所以实在是一幅中国人坏品性的‘混合照相’，其中写中国人的缺乏求生意志，不尊重生命，尤为痛切，因为我相信这是中国人最大的病根。”鲁迅为阿Q作传，目的就在于以冷静的思考理性地暴露我们民族性格的负面，医治国人灵魂。 　　作者不仅塑造了阿Q的形象，而且用简练的笔墨勾勒出另一类“国民性”的人物群像：看客。他们张着嘴去看杀人，用眼睛去咬阿Q的灵魂，议论枪毙并无杀头好看。他们是饱受中国封建文化束缚和毒化的中国的民众，他们精神受奴役而不自觉，麻木愚昧而不觉悟，甚至麻木到不以苦为苦，对别人的痛苦只报以隔膜和冷漠，甚至狠毒凶残。他们通过对个人的教化和对异己者的迫害来维护封建旧秩序、旧伦理的基本规范，与统治者共同构成了旧中国冷酷的生存现实。“大团圆”结局说明人民精神麻木现象深深地楔入鲁迅的心坎，使他永远感到心痛。他要“呐喊”，他要以觉醒的先驱的声音，唤醒中国人的生存意识，唤醒“铁屋子”里“许多熟睡的人们”。 　　同时，鲁迅将阿Q和整个未庄放在辛亥革命前后这样一个时间背景下来描写，以一种概括的方式描绘出辛亥革命的严酷真实：脱离群众的畸形革命始终是不能得到群众理解的，是没有基础的，必然走向失败的，是挽救不了中国沦为殖民地命运的，也不可能解放人民大众。 　　阿Q的形象在表层上原型来自于鲁迅的故乡绍兴，或是同乡，或是远亲，在深层上则是作者对人类精神现象和中国人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