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团圆之后怎样.docVIP

大团圆之后怎样？ ——论“恋爱轻喜剧”《西厢记》的两大弊病 何以“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①何以“《西厢记》是有生命的人性战胜了无生命的礼教的凯旋歌、纪念塔？”②何以自明代出现《西厢记》批评高潮之后该剧能对中国传统的戏剧创作产生深远的影响？撇开剧作语言、结构设置等艺术上的成就，其最关键点在于喊出了“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这一真挚、热烈而堪称英勇的口号，表现了传统社会中被压抑已久的精神自由性和情感本真性。然而大团圆式的美满结局使这部作品在思想深度的挖掘、对现实生活的真切体现和对精神自由性的内在领悟上大有欠缺。甚至可以说，主人公的爱情故事自发生至收束并不曾真正触碰到人格诉求与精神共通的边界，未曾体现由理解、宽容、忍耐和坚守等情感牺牲而产生的强大共鸣，未曾超越传统诗歌、传奇、杂剧等艺术作品中已有的爱情模式，因而，读者在阅读之后不能不由其完美结局而引发“大团圆之后怎样”的深入思考和疑问。大团圆之后会怎样，才是每一段活生生的爱情最终要经受的叩问。 本文试通过论述《西厢记》的两大弊病完成对大团圆结局的思考和评价，这两大弊病的总结来自对该剧全方位的评判，包含主题、形式、内容、语言等多个方面。《西厢记》的种种不足，主要集中在这两点：人物、主旨。而这却也是该剧之所以为人称道的重要因素，由此可见人之观点殊异足可使对作品的评价趋于两极。以下进行具体论述： 人物形象单薄——情人眼里出西施 人物形象的塑造在《西厢记》中最富两极化特征，对重要人物的认知与评价也不乏争议性。何以将人物形象单薄列为该剧第一大弊病，而其人物形象又到底如何单薄？上述论断的主要矛头指向这出“恋爱轻喜剧”的男主人公张生。 泛泛来看，张生的形象是一个温文尔雅、德言工貌、出身贫寒的书生。他对一见钟情的崔莺莺无比热忱，执着而痴情，因情感受挫而重病缠身，最终抱得美人归、荣升状元郎。这是一个几乎集中了封建时代普通读书人一切美妙幻想的人物：从出身看，虽书剑飘零十年寒窗，却曾有官拜礼部尚书的父亲，也算书香门第，之后更是金榜题名，不辱崔莺莺相国女之尊；从个人条件看，张生面貌清俊气质儒雅、知礼重义学富五车，甚至还将爱情看得高于一切，这绝对已符合女人对理想伴侣的全部期待；哪怕是从运气上看，张生也是值得读书人艳羡的榜样。无意间到普陀寺一游就刚刚好碰见十年难出闺门一步的崔莺莺，不仅碰见还互相倾心，最终虽经历些磨难但总归遂心称意，事业爱情双丰收。 这么一个人物，足以令封建社会的历代读书人引为人生奋斗的楷模和价值期待的终极归属。也恰恰是这么一个人物，其形象之刻板、思维之腐朽、人格之孱弱、情感之苍白也完整地契合了所有与之类似的爱情题材作品中的书生形象，甚至还尤为突出。在《西厢记》这部强调纯美爱情的戏剧中，张生就如一个提线木偶，机械地上台去完成他该要完成的行为，见莺莺则亢奋如被打性激素，不见莺莺则麻木如被切脑百叶，极度程式化地完成他在普陀寺的苦恋过程，最后成为大团圆结局的重要构成部分。他并非没有情感，相反他的内心情感被强调得太过分，以至于不具备充足的合理性，由此也导致他一系列行为的轻浮草率。更重要的是，虽然他满怀一腔热爱，对崔莺莺的爱欲胀满他整个身心，但他丝毫未做出与这番情感相匹配的外在表现，他对以崔莺莺之母老夫人为代表的权力的忌惮、与莺莺私会事发后流露的惶恐疑惧，充分暴露出他性格的软弱和虚伪，从根本上说，这是一个将道德挂在嘴边而全无道德感、将功名悬于头顶而并无济世心、将爱情视作第一而不愿为爱冒任何风险负任何责任的无耻之徒、苟且之辈。他的成功与其说是自身优长和运气的结合物，更不如说是封建文人在极度压抑之下自我安慰、自我释放和自我成全的意淫产物，消减了读书人寂寂无名而郁郁难平的无限惆怅，满足了他们以美满爱情为出口的对精神自由性的畅想和奢望。由此，也解释了《西厢记》何以赢得众口一词的称赞。 举例说来，张生一出场就自云“何日得遂大志”，此处“大志”无非对功名利禄的追求，而须臾之后张生见过了崔莺莺，立刻心猿意马，暗生“小生便不往京师去应举”之心。这一突兀转变既显露了张生之大志的空洞虚浮，更体现了他个性的善变。这种善变会不会影响到他之后对待感情的态度？会不会使其得遂大志后对莺莺始乱终弃？这些问题《西厢记》的大团圆结局未给出解答，却更不曾给予读者对两人未来的信心。在追求莺莺的过程中，张生费劲心思。先是自掏五千钱假借祭父母之名留在普救寺，再找红娘套话（不料竟得一顿抢白），之后更是专程等在花园里等着将莺莺“饱看一会”。更不堪忍的是他拿普救寺方丈作戏语，将自己那腌臜心思强加于他人身上取笑，其思想形貌简直猥琐。独居普救寺时，作为准备上京赶考之人，他竟一再抱怨房中寂寞清冷，原来读书人是偏偏喜好在花柳巷中潜心备考么？在承担后果这方面，张生的表现也让人大失所望。听闻老夫人知道了自己和莺莺幽会之事，张生的第一反应为“小生惶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