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doc

第五章 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1） 在中国的文化现象中，不理解儒释道，也就不能真正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从中国古代文化史的发展来看，儒家思想、佛家思想与道家思想，表现为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的过程。 儒、佛、道合一 “和合”精神一直贯穿于中国文化当中，在“和合”精神的熏陶与规范下，中国古代文化形成了儒、佛、道合一的宽容与包容特质。 在中国思想体系中，儒家思想从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就获得了正统的官学地位，成为与政治紧密联系又处于统治地位的社会意识形态，从此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就从来没有动摇。无论是再魏晋道学兴起，佛教传入，还是在宋元明清时期以糅合儒、道佛为特点的理学，道与佛也从来没有占据过官方社会意识形态地位，更多的是在以道家、佛教义理解儒家经典。因此，自魏晋起儒、道、佛就开始了冲突与融合的历程。 儒道调和 道家文化和儒家文化，都是中国的本土文化，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两个不同的文化流派，道家与儒家有其互相一致、互相借鉴、互相补充的一面，也有其互相区别、互相对立的一面。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道家儒家两种文化精神一直都从不同的侧面深刻的中国社会和中华民族，同时，它们自身也在互相影响。这里所讲的调和与互补不仅指它们对共同构筑名族文化所起的作用，而且指它们互相之间的影响。这种互补不仅是一种理论发展的必然趋势，而且是一个社会实践的复杂过程和内在人格的复杂表现。 儒、道调和和互补是理论发展的必然趋势。先秦道家和儒家的理论。就其本身的理论体系而言，都存在一定的缺陷。在哲学的重大问题上，儒道互相矛盾对立之处，都无法彻底驳倒对方，这实质上为儒道互补留下了天然的契机。 儒道调和的社会政治原因 自东汉中后期，社会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政治形势每况愈下，朝政由宦官和外戚相互把持，潜心“修齐治平”的士大夫与之斗争的结果都是大部多祸殃，读书人对东汉王朝的统治产生了厌倦情绪。黄巾农民起义连续发生，董卓专权后东汉王朝分裂，军阀割据混战，士人投身战争多数献身战争，三国鼎立以后曹氏取代汉朝，司马氏篡魏。社会动荡之下，士大夫厕身其间，战战兢兢，许多人为了躲避祸端保全生命，只好逃避现实，放弃了汉代以来儒家积极入世的追求，匡时济世的人生理想，开始俯首于老庄之学，清净无为、卑弱姿势备受人们推崇。 儒道调和弥补了儒学不足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在当时一枝独秀，入仕及第只有钻研经书这个途径，儒家理论也成为控制士人的思想武器。而到了东汉却发生了变异。 把儒家经典神学话 在解读儒家经典时掺杂了大量迷信内容而走向荒诞无稽，用谶纬迷信解说五经。所以在解读儒家经典的内容上出现了偏离。 经学研究走向保守 在当时，研究儒家经义的经师传授五经各有家法，过分研究师承，造成了拘于己见、抱残守缺、党同伐异的局面。这种在学术上没有争议，没有交流，固守党派排斥他议的现象，妨碍了对儒学的进一步探究和理解，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儒学对人们的吸引力，减少了人们研读经学的兴趣。 经学研究方法偏重训诂章句 这一时期，对经学的研究方法与形式也出现了很大问题。经师们着力于五经训诂的细枝末节，而且解释经义也是琐碎不堪。曾有一个人对《尚书》中《尧典》一篇的题目“尧典”两个字解释，竟然用了10万余字，事物往往是物极必反，这种累赘、繁琐、冗长的反面就是简单抽象。因此，当时的学术思想就是把老庄之学作为对儒学不足的补充而流行起来，老庄的自然、淳朴、反朴归真的思想被人们所提倡。 理论学说的难题 儒家理论为自己留下的难题是，儒家理论用性善来解释人的天性，用仁义礼智信来规范人们行为，是基于人们的天性。然而，如何证明仁义礼智信是人们的天性？如果真的是人的天性使然，那么，为什么人们在对仁义礼智信的价值认同上会发生极大的偏差，甚至是相反看法？如果不是强有力的灌输熏陶，人们在践履道德时为何觉得如此为难？面对道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和“圣人以人为*狗”的说法，儒家理论的底气显得不足。 老子和庄子则以道为本原，以道为总则，对天、地、人三个层面做了理智而清醒的探讨。道家的道是“象帝之先”的身份，又是无所不在的法则。这并没有降低人的地位，而是把人看成宇宙自然中与其它事物平等的一员，人并不需要一种特殊的道德来规范自己的行为，更何况现实的仁义礼智信都染上了浓烈的认为痕迹。天道自然，人道亦自然，以天道支配人道，然道就应指向自然。道家的自然、纯朴、归真思想被人们所提倡。 5．人生理想被遏制 独尊儒术，使得士大夫皓首穷经，读经、注经与解经已成为当时士大夫获取功名利禄的一个捷径，也是他们追求的人生理想。然而东汉中后期社会动荡，战乱频繁，特别是“九品中正”制的选官制度，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子的局面，一些人的生活骄奢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