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度变迁和演化路径的多样性 学术资料社会主义经济动态.doc

中国制度变迁和演化路径的多样性 中国制度变迁和演化路径的多样性 【专题名称】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 【专 题 号】F13 【复印期号】2007年12期 【原文出处】《南开学报：哲社版》(津)2007年5期第46～57页 【作者简介】刘刚，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天津　300071 刘刚，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研究所教授，博士。 【内容提要】 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转型的实践表明，中国不同系统的自我演化过程。作为内生和演进的系统，制度变迁是在不确定条件下当事人集体学习、模仿、试错和创新活动中共同知识与信念的形成、演化的结果。在分权改革背景下，中国制度变迁和演化路径多样性产生的根源在于：处于不同环境和经济结构条件下的地方政府和当地经济组织之间互动中的集体学习，会形成不同的具有当地特征的共同知识和信念。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当地化的惯例性默示知识，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其他国家或地区成功的制度变迁模式都只具有借鉴意义。 【关 键 词】制度创新/制度演化的内生性/共同知识和信念/路径依赖和锁定 一、引言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持续的制度变迁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和发展的重要动力来源。在对中国20多年的制度变迁过程进行理论研究时，许多学者总是试图抽象或概括出中国制度变迁方式及其路径的一般模式。但事后却发现，这种抽象和概括仅仅是以某一区域或某一时期的特殊经验为基础的主观模型，无法反映中国制度变迁和演化的真实图景。产生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度变迁方式及其路径的现实多样性。这种多样性不仅表现为中国制度变迁方式及其路径在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和东北老工业基地等大的地域空间上的巨大差异，同样也表现在同一区域内，例如长江三角洲地区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的区别及其动态演进过程之中。 随着西方制度变迁理论的引进，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中国学者根据已有的经验对中国制度变迁和演化展开了深入的理论分析和概括，试图抽象出某种能够解释中国制度变迁进程的一般性理论框架或假说。林毅夫从制度供给和需求的角度，把制度变迁划分为诱致性和强制性两种制度变迁方式，并认为这两种方式的二元并存可以解释中国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改革历程[1]。由于没有考虑放权让利改革后地方政府在制度创新中的重要作用，林毅夫的上述分析显得过于抽象。杨瑞龙根据江苏尤其是昆山地区的改革经验，在制度变迁二元并存论的基础上，把放权让利改革后具有独立利益目标的地方政府引入中国制度变迁理论分析，提出了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理论假说[2]。他认为，在中国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中，制度变迁要依次经历供给主导型、中间扩散型和需求诱致型三个阶段。金祥荣则以温州模式和浙江的改革经验为基础，概括出多种制度变迁方式并存和渐进转换假说，把制度变迁方式划分为供给主导型、准需求诱致型和需求诱致型三种方式[3]。 上述分析对中国制度变迁的过程进行了初步的理论概括，为中国制度变迁理论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但问题的关键似乎不在于中国制度变迁和演化究竟采取什么方式，更为重要的是揭示在什么样的条件下特定制度变迁能够获得成功并推动经济增长和发展？制度变迁和演化路径的基础和内在机制是什么？是什么决定了制度变迁和演化出现不同的路径？这是因为，中国制度变迁和演化在区域之间存在相当大的差异，既存在总体的路径依赖也存在局部的路径锁定。制度变迁和演化路径的多样性不仅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而且是制约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重要变量。因而，对中国制度变迁和演化路径多样性的讨论，是深化中国制度变迁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 二、不确定性条件下的认知、学习与制度变迁和演化的路径特征 对制度变迁和演化路径多样性的探讨，始终是制度变迁和演化理论讨论的核心。诺思指出，考察人类历史发展进程时存在的一个关键性疑难问题，是如何解释制度变迁的路径及其绩效差异甚大的原因[4]。无论从纵向历史还是从横向现实看，人类社会的经济制度变迁在不同时期和地区都表现出相当大的差异。制度及其变迁既可能促进经济增长，也可能导致经济长期停滞和衰退。 为了解释制度变迁及其对经济绩效影响的不确定性，诺思引入了产权结构、新古典国家、组织和学习，探讨影响制度变迁、演化方向和路径的内在机制和决定因素①。在早期的研究中[5]，诺思根据美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运用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对制度变迁的一般原则和过程进行理论抽象。他认为，制度创新的目的是为了实现既有制度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