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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民族考古学”理论研究概况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外“新考古学”如火如荼的发展着，而被视为“新考古学的战斗呐喊”的“民族考古学（ Ethnoarchaeology） ” 　　[1]13,作为“新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备受学者关注。至 80 年代，随着国外新考古学理论、方法和技术的引入，国内学者开始探索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之路，“民族考古学”顺其自然成为探讨的焦点。1983 年梁钊韬和张寿褀作《论“民族考古学”》，系统论述了民族考古学的理论、方法及形成过程，自此，国内学者围绕“民族考古学”的定义、起源和发展、理论基础、研究方法等展开了广泛深入的研究与讨论。 　　一、关于“民族考古学”定义的讨论 　　 　　梁钊韬和张寿褀认为，“Ethnoarchaeology”应是 Ethnology（ 民族学） 或 Ethnograph（ 民族志） 与Archaeology（ 考古学） 的结合，即“民族学与考古学相结合而成新的一门学科”[2]206,两人援引英国考古学者安德鲁·谢拉斯于 1980 年所编书中提到的“一些考古学家感到他们自己有必要掌握民族志，用以解释考古学上一些特殊问题，这种做法通常被认为是民族考古学。”随后，容观夐提出： “民族考古学”是当今人类学领域内把考古学、民族学和历史文献等多种学科结合起来共同探讨人类文化的起源和发展、复原人类群体全貌的一门“卫星学科”[3]94.王恒洁与张雪慧在《民族考古学基础》中认为，“民族考古学”既是考古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同时也是一门新兴的民族学边缘学科。 　　[4]7 -14汪宁生曾对其定义进行过研究，认为“民族考古学”即用民族学材料来研究考古学的问题； 围绕民族志材料获取方式，“民族考古学”又有广义和狭义之分，而他更倾向于广义的民族考古学。 　　[1]5虽然这个观点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同，但并不是定论，讨论亦未停止。宋兆麟认为，“民族考古学”并不具备一种科学的特征。它没有自己的特殊研究对象，所研究的课题都是考古学的内容，也没有自己的理论和方法。[5]70 -71 　　 　　赵雍则认为，“民族考古学”称为“民族学在考古学中的运用”[6]47更为妥当。 　　另外，陈雄飞提出，“民族考古学”只是一种方法，即“考古学中的民族学类比方法”,是运用民族学材料做类比范本，综合其他文献及考古资料，研究解释考古材料，复原社会群体全貌的方法。[7]101出现上述差异，源于多种因素影响。首先，“民族考古学”译法值得商榷，“Ethno - ”的涵义与“民族”不尽相同。在中国考古学语境中，“民族考古学”易被理解为“少数民族考古学”,这暗合 20世纪初期以来定型的四裔之学传统。其次，“民族考古学”属于交叉学科。自考古学、民族学草创时期起，以民族志资料印证考古问题或者以考古资料印证民族问题都是屡见不鲜的。但是，资料的简单借用和组合不是构成一个学科领域的充分条件。 　　 　　二、关于“民族考古学”起源和发展的讨论 　　 　　关于起源问题。梁钊韬和张寿褀认为，“民族考古学”从萌芽到初步形成，期间经历了二三十年，但促使民族考古学产生的时代背景及社会根源则是二战后陆续开展的对文物、古迹大规模的维修与复原工作，这促使考古学家寻找现在仍生活在原始状态下的人群来与古文物进行印证和类比。而民族学和考古学又有着天然的联系---都是研究“人”的过去与现在。因此，民族学和考古学的交叉是必然的。 　　[2]206 -208容观夐在《关于民族考古学发展史上的几个问题》中提到，国外民族考古学早期研究历史可上溯至 18 世纪初叶或 16 世纪末叶，国内研究历史不会迟至 20 世纪 50 年代末叶[3]94 -95.形成背景是约在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已把“整体论（ Holism） ” 　　作为人类学首要的原理和方法。针对容观夐的观点，张寿祺在两篇文章中对民族考古学史的问题进行了系统论述，他认为民族考古学萌芽于 20 世纪50 年代，到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后才能称为正式形成。[9] 　　汪宁生则认为，“民族考古学”萌芽较早，约 16世纪末17 世纪初。虽然1900 年曾有人使用“民族考古学”一词，但直到1961 年才首次出现专门讨论考古学类比方法论的文章，这标志着“民族考古学”开始形成[1]3.国内“民族考古学”的调查研究工作于 20 世纪中叶起步，当时中国处于对外封闭状态，可以说是独立发生的。至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一批受过考古学训练的人进行一系列田野工作，中国的“民族考古学”才开始形成。其中，包括汪宁生、张寿褀[10]、李仰松[11]、宋兆麟、容观夐等一批老学者。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国外新考古学理论、方法和技术不断传入国内，“民族考古学”引起学者们的广泛讨论。 　　李富强在谈到“民族考古学”产生的理论前提时，认为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