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篇 章 司空图及唐代后期文论 《古代文论选读》.ppt

第七章 司空图及唐代后期文论;一、白居易和社会学派的文学理论批评;（一）“救济人病，裨补时缺” 《与元九书》：“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史书，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着，歌诗合为事而作。是时皇帝初即位，宰府有正人，屡降玺书，访人急病。仆当此时，擢在翰林，身是谏官，手请谏纸，启奏之外，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歌咏之，欲稍稍递进闻于上。”;“救济人病”是要求诗歌能反映人民疾苦，使人民生活的真实情况让在位者有所了解。“裨补时阕”是要求诗歌揭露时政的弊端引起统治者的注意，促使他们进行必要的改革。 “文章合为时而着，歌诗合为事而作”强调诗文与现实政治的密切关系，强烈要求诗文必须起到为民请命的作用，起到干预现实，干预政治的作用。 但过分重视经世致用，而忽视诗歌的审美价值，所以对历史上的作家的评价有失偏颇。;（二）“美刺比兴” 《与元九书》：“自拾遗来，凡所遇所感，关于美刺比兴者，又自武德至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谓之讽喻诗。”他所说的“美刺比兴”是什么意思呢？《与元九书》中也有比较清楚的表述：“至于梁陈间，率不过嘲风雪、弄花草而已。噫，风雪花草之物，三百篇中岂舍之乎？顾所用何如耳。设如北风其凉，假风以刺威虐也；雨雪霏霏，因雪以愍征役也；唐棣之华，感华以讽兄弟也；采采芣苡，美草以乐有子也。皆兴发于此而义归于彼。反是者，可乎哉！然则‘余霞散成绮，澄江净如练’，‘归花先委露，别叶乍辞风’，丽则丽矣，吾不知其所讽哉！”;（三）“直歌其事” 《新乐府序》中说：“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喻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实而核，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布于乐章歌曲也。” 《秦中吟序》中说：“贞元、元和之际，予在长安，闻见之间，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命为《秦中吟》。”;据宋魏庆之《诗人玉屑》记载：“白乐天每作诗，令老妪解之。问曰：解否？妪曰：解。则录之；不解，又改之。”正因为他的诗歌通俗易懂，所以当时流传甚广，“童子解???长恨曲，胡儿能诵琵琶篇。” 但过分追求实录原则，而忽视诗歌的艺术形式，诗歌的艺术价值就不高。苏轼说“元轻白俗”，白居易自己也说“诗成淡无味，多被众人嗤。上怪落声韵，下怪拙言词。”;二、古文理论的产生发展和韩愈、柳宗元的文学思想;（一）韩愈（公元768——824）的文学思想;1、文以明道 《答陈生书》：“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 《送陈秀才彤书》：“盖学所以为道，文所以为理耳。” 《答李秀才书》：“然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原道》：“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矣。”韩愈把古文写作和提倡儒学复古主义思潮紧密地结合到了一起。是继刘勰之后，大力提倡原道、征圣、宗经的文学理论主张。他在《答李翊书》中说：“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无绝其源”“养其根而竢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刘熙载《艺概·文概》多次提到韩愈“约六经之旨而成文”的思想。;2、气盛言宜 《答李翊书》：“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也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也。” 这是孔子“有德者必有言”（《论语·宪问》）、孟子“知言养气”说的继承和发展。王充也曾说： “德弥盛者文弥缛，德弥彰者人弥明。大人德扩，其文炳；小人德炽，其文斑。官尊而文繁，德高而文积。”（《论衡·书解》） 气盛言宜，还涉及文章的气势问题，与曹丕所说的“气”不同。他所说的“气”，是气势的“气”。主要是指作家的道德修养，在文章中的表现，含有“理势”“气势”的意思，理势，主要指一种逻辑力量；气势，主要指一种生命力量。;3、不平则鸣 《送孟东野序》：“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其跃也，或激之；其趋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人声之精者为言，文辞之于言又其精也，尤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荆潭唱和诗序》：“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则不暇以为。” 韩愈的“不平则鸣”说是对孔子的“诗可以怨”、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的继承和发展。深刻揭示了文学发生的动因问题，是继先秦两汉的“感物”说之后，从心理学角度提出的重要命题。和弗罗依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有某种相通之处。 “穷苦之音易好”对欧阳修的“诗穷而后工”产生了直接影响。;明末张煌言说：“盖诗言志，欢愉则其情散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