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本新生——写于《古本戏曲丛刊》第六集出版之际.docVIP

古本新生 ——写于《古本戏曲丛刊》第六集出版之际 豹挥 ????遗志 　　1958年10月16日，郑振铎花了大半天时间，写了一篇《古本戏曲丛刊序》（第四集序）。第二天是星期五。郑振铎在凌晨就起床了。他几十年如一日，习惯在清晨工作。按计划，这一天，他将以团长身份率中国文化代表团赴阿富汗王国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访问。因为是启程出访的日子，所以，在儿子郑尔康的记忆中，父亲这天起得好像比平日更早些，天色还是乌黑。郑振铎记完当天的日记，又给在上海的老朋友靳以写了一封信。吃过早饭后，郑振铎向母亲和妻子辞了行，由郑尔康送到机场。因天气原因，飞机暂时不能起飞。郑振铎又回到家里。下午三点，代表团秘书来电话，说机场通知可以起飞。临出发时，郑振铎笑着对家人说：“这次，我是真的走了！”这是他留给亲人的最后一句话。 　　这架载有中国文化代表团的图104客机飞临莫斯科正东面，到达楚瓦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卡纳什地区时失事，乘客和乘务员全部牺牲。噩耗传来，举国震惊，周恩来则通宵未眠。1958年10月20日，《人民日报》头版右下角，用黑框发布了这条消息。 　　郑振铎生于1898年12月19日，牺牲时离他60岁生日还有两个月。因为这次要远行，恐怕赶不回来过60岁生日，家人在他临行前几天为他预先庆祝了。 　　《古本戏曲丛刊》和《中国古代版画丛刊》是郑振铎晚年最用心力的两部大书。他在逝世前一天为《古本戏曲丛刊序》第四集写的序，就成为这位大文豪一生中的最后一篇文章。 　　在20世纪50年代，郑振铎担任的职务除了文化部副部长兼首任文物局局长，还有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前身）创所所长、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文学组召集人。作为“五四”一代文学巨匠，郑振铎不但是作家、学者、编辑家、藏书家，也是中国俗文学研究的开山者。他在上世纪30年代就发表了包括《中国俗文学史》在内的许多成果。在抗战时期，郑振铎在上海孤岛，在极其艰险的情况下，竭尽全力，拼着身家性命，搜救古书，其中就包括常熟脉望馆藏的元明杂剧三百余种。当时，郑振铎就发愿，要有系统地汇集影印古代剧本，把数千种古剧本编成一个丛书，以供后人研究。所以，五十年代初，郑振铎就与商务印书馆谈起，希望他们能把张元济影印《四部丛刊》的事业继承下来。1953年春，商务印书馆才派专人来征求他的意见，首先印什么？郑振铎说：还是先印戏曲吧。 　　郑振铎对中国戏曲认识之深刻，对传统戏曲感情之深沉，完全表达于他为《古本戏曲丛刊》初集写的序中： 　　中国戏曲在人民群众之间有广大深厚的基础，它们产生于人民群众里，植根于人民群众的肥沃的土壤上，为历代的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我们可以说，没有一种文学形式比戏曲更接近人民，使其感到亲切、感到欣慰，而且得到满足与享用的了。它们在农村的临时搭盖起来的戏台上演唱，在城市的庙宇里或游艺场上演唱，它们传达出人民的情感与愿望、人民的欢愉与忧戚，人民的愤怒与痛苦。在戏曲里，最能够看出人民的爱憎是如何的分明：凡是人民所憎恨的昏君权相、贪官污吏、奸雄恶霸，我们的剧作家也必予以贬斥，使之丑化，使之为人民所唾弃；凡是人民所崇敬所喜爱的正直忠贞的英雄烈士，所同情的负屈含冤的男女，我们的剧作家也必加以褒扬，予以伸雪，使之正义大张，使之感动人民以至于哭泣难禁。 　　这篇序，发表于1954年《光明日报》新创刊的《文学遗产》副刊第一期上。这些文字，深沉真挚，饱含对人民大众、对中华古典民族文化的热爱，今天读来，仍让人感动不已。 　　郑振铎提出“丛刊”编纂设想，成立了《古本戏曲丛刊》编委会。他的整个计划是，征集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公私所藏，联合国内各大学、各图书馆、各戏剧团体和戏剧研究者，集资影印，每集印六百部。按时代顺序和戏曲文献类别，从初集始，依次收录《西厢记》及元明戏文传奇、明清传奇、元明清杂剧，并及曲选、曲谱、曲目、曲话等，并组织文学所的专家选目落实，作为内部参考资料，交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刷，编号发行。编委会中有赵万里、傅惜华、吴晓铃等加入。——但在实际编辑工作上，几乎是郑振铎一人承担，其他编委则是提供藏书，或参与商量所选剧目等。 　　1954年至1958年，郑振铎主持出版了“丛刊”的前四集，前三集收录元明清三代的杂剧、南戏和传奇，每集各计剧目100种。《初集》1954年出版，收录元杂剧《西厢记》和元、明时期戏文传奇100种。其中第一种书《新刊奇妙全相注释西厢记》为海内外孤本。《二集》1955年出版，收录明代传奇100种。其中文林阁刻本《张子房赤松记》《高文举珍珠记》《刘秀云台记》等较为稀见。《三集》1957年出版，收录明末清初剧作100种，绝大部分为梨园钞本，不少为梅兰芳、程砚秋等名家收藏。与前三集不同，《古本戏曲丛刊四集》1958年出版，专门收录元明两代的杂剧，收录杂剧总集8种，共有370多个剧本，以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