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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信仰的实践逻辑李向平“信仰”在中国，常常是指以神人交往为中心，嵌入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结构，进而构建了宗教信仰、道德信仰、甚至是权力信仰的重要概念。这种神人关系的信仰核心，既不以信仰者个体精神为中心，亦不是人们常说的集体主义模式、或者是社会共同体的价值关怀体系。它是一种关系主义的信仰模式，从中受制于家族、伦理、文化、国家及其权力关系。因此，传统中国的神人交往关系及其信仰，在其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业已成为中国人面对和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国家的价值基础，同时也能使中国人的信仰实践模式，呈现出一种与家族、伦理、权力之间重迭、互动、乃至相互嵌入的层级关系，使中国社会中的信仰关系呈现一种多层复合的实践逻辑。“信仰”一词，一般指以神人关系为核心，经由自我超越、以发现或建构生命意义的人类习性。它包涵了神人之间、人与人之间最深层的关系，包涵了人的本质与生命的原则。这一原则或习性，在人类宗教中往往呈现为神灵、上帝、宇宙关系或与此相属的感觉与认知。就信仰需求而言，它试图在宇宙或人间社会中寻找永恒，寻找启发神圣、敬畏、意义与目的。在信仰与宗教之间，宗教及其信仰系统仅仅是对信仰的阐述的外在表现。宗教无疑是对信仰的阐述和团体化的实践方式，但宗教仅仅是了解与实践信仰的一种方法。在信仰与宗教之间，宗教是群体、社团形式的信仰体系，信仰则是个人、私我的价值关怀。信仰曾经是深深地植根于宗教传统中的，同时也包涵了群体以及私人的精神生活。因此，信仰这一概念，它首先建立了神灵、生活、思想、精神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其次，是它重新发现了精神生活在本质上的群体感与个人特征；第三，它是个人精神关怀方式，同时又不局限于个人精神，整合了各个层面的人类交往经验；第四，它能够参与主流文化、思想、甚至神学，尤其是宗教生活、思想变迁、意识形态；最后，它能建构一个独特的文化、精神领域，反映了对不同价值体系、文化结构和宗教传统的跨越。一．神人关系与中国信仰结构中国人的信仰概念，既包括了中国人对于神灵的崇祀，却又不局限于对神灵的信奉，而是以此为基础延伸到与此相关的伦理规范、人际交往、权力认从等方面。因为中国人讲求的信仰及其德性，是以神人关系为基础、进而扩展到人伦关系的，始终呈现为神人关系与人伦关系的相互纠缠、彼此互动。一般而言，中国信仰，以天—祖信仰为主，以多神崇拜为辅，以身份伦理为中心，以人伦实践为基础。然而，在中国人的信仰关系之中，各种信仰形式，往往是各为体系，别具特色，各有功能，各有各的“信仰权力”。与此同时，它们还分别与家族关系、族缘关系、地缘关系、人际关系、权力关系……相互结合，由此构成了中国信仰的网络结构。正是这一网络结构，它能够以神人关系为核心，在社会具体现象与信仰者的个人行动之间、价值观和个人行为之间、象征体系和社会权力之间，能够构成相当深度的契合，构成现世生活中多层次的丰富展开。中国信仰的这一特点，说明它是一个关系的结构。“……就其最普遍一般的价值取向而言，并非儒家或其他某一学派的学说，而是汉语结构中所蕴含的一种世界观模式，大体而言，可姑称之为非神圣目的论的世界观模式。……其特点是并不确信或深究神圣意志的结构，并创造一个严整的象征、仪式、观念系统来表达人与神圣意志的交通，以此反复加强对神圣意志的确认与信仰。这正是中国文化心理对世界的根本态度：既信仰一个超越的世界本原（天、道、理、太极），又不以人可确证交通的方式深究其结构，而满足于敬拜（古代天帝崇拜及民间信仰）、冥想（道家）、敬而远之（先儒）、敬而用之（墨家及董仲舒派）、思而修身（理学及心学）。在这个根本态度中，蕴涵着非目的论的历史观，人的自足或自弃，以及对人性的乐观或悲观。既然信仰宇宙的神圣本原而又不可知其确切的目的计划，人的存在便是孤立无助的存在，除自强不息、冥思超脱或反求诸己而外，只有醉生梦死。”彼岸的追求及其救度，由此而在中国信仰的关照之外。所以，以神人关系为中心的中国信仰结构，中国人的信仰特征也不在于彼岸、不在于对于彼岸的追求，而是依据神人关系在社会人际交往诸关系中的呈现与实践，进而把握彼岸与此岸对于现世世界的相互关联。因此，神人关系信仰中的神祗，不是高高在上的至上神。而信奉着这些神祗、躬行这一神人关系的人们，也并不一定要把自己的全副身心交给神祗。他们只是在现实社会中，通过现实生活中诸种实践方式来把捉自己的人生，对神灵也仅仅是“半信半疑”。“因此，神人关系有点像权威和附从者之间的关系。神灵不是完全被信任的人物。仅仅是因为出于恐惧和难以琢磨而已。”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如此，而一般的中国信仰关系也是如此。人际交往关系、现实权力关系，社会伦理关系等等，亦能影响神人关系；而那些在这些关系之中占据有重要地位的特殊个人，则能借助于这些现实关系来制约神人关系，左右人们对于神人关系的崇祀，甚至能够挪用信仰象征，建构出新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