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社会福利 2003年.pptVIP

妇女社会福利 世界妇女社会福利发展报告 美国默塞人力资源顾问公司的一项有关全球妇女产假福利的调查显示：瑞典的工作妇女能获得最好的产假福利；挪威、丹麦和巴西工作妇女的产假福利也不错；美国、澳大利亚以报酬计算，差不多是最差的。 瑞典的产妇有几乎两年的产假，第一年他们可享有八成的工资。 非欧洲国家中，巴西妇女的产假福利是最好的。一名年薪是2.5万美元的巴西妇女，在6个月的产假中享受几乎全额薪酬。当然，这不包括那些非正式工作的数百万巴西妇女。 美国妇女的产假福利排在末端，美国的工作父母只有12星期的无薪产假。 澳大利亚产妇的薪水也很低，但是可以享受52周的产假。 2003年，拯救儿童组织发布的年度“母亲指数”报告，依据妇女和儿童的健康、教育和政治地位等10个因素，对10个工业化国家和98个发展中国家的母亲状况进行了比较。在非洲部分地区，每7名妇女中就有1人死于分娩或妊娠，而在瑞典这一比例仅为六千分之一。 母亲的受教育程度以及获得计划生育服务的程度与婴儿的存活和福利状况之间的关系最为密切。 在瑞典，99%的妇女有文化，而在尼日尔有文化的妇女只占8%. 在英国，5100名母亲中，只有1人死于分娩，而在几内亚，7位母亲中就有1人死于生产。 伊拉克母亲眼睁睁看着自己孩子不满周岁就夭折的可能性是瑞典母亲的35倍以上。 瑞典女性就业率高达74%，比起亚洲排在前5位的国家和地区高出三十个百分点（泰国45%,斯里兰卡44%,新加坡44%,中国香港44%,菲律宾40%，中国大陆女性就业率61.33%。）为什么瑞典女性就业率如此之高？ 有人猜测瑞典恐怕一直是劳动力紧缺。错了，瑞典的失业率已达6%，就业压力一直成为高悬在瑞典政府头顶的剑。 也有人猜测瑞典国家小，矛盾好协调。似乎也难以站得住脚，小的国家多了，陷入矛盾和泥潭的并不少。答案只能从瑞典民族的历史进程中寻找，前性别平等部的女部长埃尼·格拉尊（ANITAGRADIN）为我们讲述了这段历史。 20世纪初期的瑞典落后贫困，生育率极低，每年只有8500人出生，到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移民到国外的人数达到100万人。而且，失业率极高。为了解决就业问题，提出已婚妇女不要参加工作，要承担家庭责任生儿育女，法律明文规定：已婚妇女就业被开除。 同许多国家一样，妇女就业从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发生变化。在欧洲，瑞典是没有直接变成战场的国家之一，不过瑞典的青年男性到他国参战，使得就业的性别格局戏剧性发生了改变，妇女包括已婚女性开始大量就业，介入曾经被视为男性的工作领域。而且，法律原有的规定到1938年被取消。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妇女就业在瑞典引发了热烈的社会讨论，即妇女是否可以拥有与男性同样的工作权利？孩子去托儿所是好还是坏？大量的妇女组织参与到讨论当中。这种讨论似乎已经成为瑞典进行重大决策之前不可缺少的环节，也成为澄清思想达成共识的一种必要手段。讨论不再强调性别角色，而是将女性的工作权利提了出来，讨论的结果是：妇女不仅可以有权利进入社会，而且政府应当提供社会保障，建立托儿所、学校解决早餐、公共医疗。 1950-1960年，妇女问题讨论演变成性别讨论，人们发现妇女角色与男性角色是相辅相成的，要改变妇女角色也要相应改变男性角色，女性要参与社会工作，男性就需要承担相应的家庭责任，男性对于女性的支持和对家庭角色的介入非常必要。于是，妇女要求男方在家庭中担负一半的责任，对男女的传统角色以及基于这一角色的政策提出调整。 于是，公共政策沿着两条思路进行调整，一条思路是鼓励妇女就业，将妇女的一部分家庭责任转移给政府，政府通过税收转移为公共服务的方式建立收费低廉服务优质的托儿所，从而保障并积极鼓励已婚妇女从事有酬就业。 这是妇女就业的一个结构调整，妇女就业需要一种向往的拉力，只有妇女的就业收入高于社会照顾孩子的成本时，家庭才可能支持妇女就业。 在瑞典，家庭福利政策的宗旨是保证所有的孩子都有权利和条件进入托儿机构。托儿机构主要是依靠政府税收支持的，政府会为每个儿童提供一笔1-6岁的儿童资金，通常是第一个孩子每月补助1260克朗，第二个孩子每月840克朗，第三个孩子每月420克朗，直接交给托儿所。家庭需要支出的托儿费大约占工资收入的10%。此外，托儿所的服务是全天候服务，提供大量适合儿童特点、有利于促进能力发展的实践活动，满足家长和孩子的需要。 瑞典作为北欧国家与其他发达国家托儿社会化服务的一个显著不同是，依靠的是政府而不是市场。日本、美国以及西欧几乎都是采取市场化的运作方式，由市场调剂托儿所的数量和费用，而高额的收费和人工费高于工资收入，使得许多家庭只能选择一方就业挣钱，一方照顾孩子家庭，而传统性别分工的作用，通常的模式是男主外女主内，于是女性就业权常常让位于女性角色和责任。 为了鼓励妇女就业，1972年瑞典议会出台了一项重要的政策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