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道文化与中国金融业兴起.docVIP

孝道文化与中国金融业兴起 　　今天，在收入能力达到一定的高度后，人们没必要再靠传统的家庭结构来规避未来风险和养老需要，社会结构转型、文化变迁以及不断深化的城市化也促使人们减少甚至放弃对“孝道”文化的依赖，转而依靠保险与其他金融证券市场获得经济保障。 　　为什么中国人的未来生活保障不能再靠“孝道”文化，而是靠金融市场取而代之呢?为理解这一点，我们看到，人自出生开始即面对两种基本需要，一种是吃穿住行这些物质消费，即所谓的物质生活；另一种是心理或精神需求，即所谓精神生活。就生存需要而言，物质生活的重要性应该第一，精神生活其次。 　　在农业社会里，虽然对多数人来说物质产出难有剩余，但温饱基本能解决，当天的消费挑战也能勉强应对，但因为生产力还没高到有太多剩余的程度，所以农业社会的人们还顾不上用金融产品来满足未来的生活需求。事实上，农业社会里的商业特别是金融保险、借贷、证券业都不发达，甚至根本就不存在，没有市场提供的互保、互助金融品种，所以，家族、宗族就成为主要的经济互助体和社会共同体，在家庭、家族内部成员间以及长晚辈之间实现互通有无、互相帮助等隐性经济交易，家族像是一个非正式的内部金融市场。换句话说，那种社会里，经济问题往往通过小范围内的社会组织，而不是通过广泛的市场来解决。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知道，为了规避未来收入风险、养老以及意外事故而进行跨时间，空间的交易时，必然有一方或几方先付出，然后在未来某个时候或发生某种事件时另一方给予回报，这是一种信用交易，涉及到不同人在不同时间、不同事件状态之间的经济支付交易，这就要求双方有极强的信任基础，在一方违约时另一方能有补救的办法，否则没有人愿意加入这种交易，把辛辛苦苦赚到手的收入付给另一个人。也就是说，信用交易必须以可靠的契约保障体系为基础(契约可以是隐性或显性的)。 　　“孝道”文化支持并以儿女作为具体载体的养老与风险保障体系，的确在中国持续了2500年。这套体系之所以能维系这么久，其原因大致如下。第一，土地为家族所有，长辈掌握了土地分配权。对于2500年没有走出农业的中国社会来说，没有土地就没有生存力。因此，长辈的土地支配权让后辈想不“孝”也不行，这当然能保证代际间的隐性利益交易，让长辈在儿女身上的投资有回报。第二，在洋务运动之前，中国的工业欠发达，商业也有限，对多数人而言，可能交易的金额会非常小，利益交换的规模非常有限，因此，在传统社会里，“违约不值得”，基于家族和“孝道”文化的信用交易体系一直“够用”，不需要成本更高的外部法治体系。第三，在铁路于19世纪末出现在中国之前，除了马车和水路运输外，跨地区交通非常艰难，地区间的人口流动非常有限。只要大家都世世代代生活在同一村，社会舆论也会迫使每个人遵守“孝道”、“守信”。正是由于这些因素，“孝道”文化在2500年里基本能给中国社会提供一个可靠的，以“家”为基础的养老与风险保障体系。 　　 　　社会转型弱化家庭的经济交易功能 　　 　　在今天的中国，为什么“家”的经济交易功能日益淡化，“家族”作为非正式内部金融市场的功能越来越弱了呢?我们先从以下两方面看农村的变化。 　　第一，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家族、家庭的长者不再有给后代分配土地的权力，族产空空，因此，长者对后辈难以有约束力。除非恢复土地私有制，否则传统长者的“威慑力”难以再现，“孝道”与“家规”就无“刚性”。 　　第二，种田已不再是致富的路子，非农的收入远高于农业收入。这意味着大家都去非农打工，背井离乡往城市移民。今天，中国以每年约1％的速度在城市化，相当于每年有1300万人口从农村进入城市。以笔者在湖南的家乡为例，全村350户家庭中，有75％的家庭有儿女常年在外地城市工作、生活，其中一部分在外地有正式户口，即使没有正式户口，不少已在外地安居。这些年关于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民工子女的上学问题、医疗问题等等讨论得很多，这当然是好事。从另一方面看，在子女相继离开农村后，留在家乡的父母长辈的养老与保险问题已越来越严重。子女移居外地，儒家“孝道”文化的约束力已相当弱。因此，在农村，基于儒家“孝道”的传统养老与风险保障体系正在瓦解。 　　在城市，城市人没有农田作为最后的生活保障，养老与保险只能靠金融市场。其次城市人因工作迁居异地的现象已非常普遍，跨地区人口流动大大增加后，家庭、家族内部的经济交易越来越难以执行，代际间和亲戚间的信用交易越来越不安全，“不孝”、“违约”的频率日益上升，“孝道”文化的约束力越来越弱。 　　因此，不管是今天的农村，还是城市，在社会结构和人口流动量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之后，“家”的经济交易功能已越来越难以支撑，“孝道”文化所依赖的社会结构和经济基础已瓦解，原来由家庭、家族承担的经济互助互保功能必须由金融证券与保险市场来取代。对于创业者来说，这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