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流转病变.docVIP

农地流转病变 开篇导语： 随着土地流转呈规模化增长，由此衍生的乱象也多种多样。这其中最需要厘清的关键问题是，被征地农民不能分享土地增值的丰厚收益。 不允许农村建设用地进入市场，农民就不能凭借土地财产权参与工业化、城镇化进程。而现行法律明确规定，农村土地使用权归集体，农户仅享有承包经营权，这造成了农村土地事实上的产权缺失，阻碍了土地正常流转。 而只有依法维护农民权益、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才能让农民完成原始积累，进而解决中国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历史性难题。 伤不起的土地流转 本刊记者 郑旭 如果不是房东随意丢掉的一份报纸，来京务工的河北迁安籍农民高贺似乎早已忘记，因土地流转，他所在的村子曾经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而点醒他的这篇报道，恰与2012年年末在京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有关。 有消息称，本次会议重点是研究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全面部署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农业农村工作。 有观点认为，会议提出的“确保土地承包经营权”，是继十八大提出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总体要求之后，中央为解决“三农”问题找到的一个切点。 此次会议明确强调，充分保障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不能限制或者强制农民流转、承包土地。这是一条底线，且要守住这条底线。 易庄个案 高贺本是迁安易庄村的村民，在家排行最小，往上还有一兄一姐。因有木工手艺，2005年开始，高贺的父亲便带着大哥远赴河南安阳一带承揽家装类的小工程，大姐则在唐山做家政服务。 两年前，他和留守在村里的母亲、大嫂一起打理家中承包的5亩水浇田，“一般的年景，一亩地一年下来能有1000多块钱的收入。” 2009年咋暖还寒时，村里开始流传一种说法，称有大企业要来这里投资建厂，但并不清楚具体是什么企业。而同样的消息也在周边几个村子不胫而走。 时令不等人。播种条件具备后，村里每家每户开始投入生产，“大企业建厂”之说也就没人再提了。 那年夏天，高贺的母亲突发脑淤血被送医救治，转危为安后接受住院治疗。为了照顾母亲，他和大嫂轮流守在病床前，地里的庄稼几近撂荒。 就在此时，村里一位种粮大户对外宣称，自家地每亩打出1300多元的粮食已经不成问题。在高贺眼里，这位种粮大户是有本事的人，地种得好，在城里还买了楼。 之后，易庄村村民迎来了一个“多事之秋”。 母亲病愈出院后，村干部就来到高贺家里传达上级指令，说易庄、白庄、南丘几个村的大部分土地要流转给企业建厂，让高家人在一份土地流转协议书上签字。至于建什么厂子，高贺说他问过，村干部先是不让问，几经犹豫后只说了句“是一个很大的农业项目”。 很快，远在河南的高父打回电话，说土地流转在河南也有，“只要村里人都同意，补偿款给得合理，就转吧。” 但事非人愿。按照高贺的说法，当时流转协议中规定，每年每亩水浇地流转款1000元，旱地每亩每年600元。看似旱涝保收的一纸“契约”，在几个村的村民心底却像强制卖地。 “村里人都认为，补偿款给得不合理。当时，有懂中央政策精神的村民代表还安慰大家说，土地流转的原则是‘自愿’，自己不同意的话，上级是不会强行让你流转的。” 没过多久，村民发现，这种名义上以自愿为前提的土地流转实际上已经走了调。 “你不签字能行吗？人家逼着你签。”高贺说，“起初村里、镇里干部的态度还可以，凡事商量着来，后来却搞起了株连制。村小学有位李老师，因为他爱人不在流转协议上签字，就被校长撵回家去‘做工作’，如果再不签字就不让她上班了。” 类似的情况也同样发生在柏庄、南丘等几个村。更多村民加入到抵制“流转”的队伍中，他们开始利用各种渠道表达自己的不满。“白庄村的村民还分了工，有负责上访告状的，有负责联系电视台的。”高贺说。 尽管如此，施工方还是在“流转”而来的土地上圈起了三米高的围墙。 “非农化”暗疮 高贺后来才知道，实际上，所谓的大企业要建的并非农业项目，而是一座钢厂。 “好好的一片土地真要建起钢厂，以后受牵连的还是老百姓，光污染就够村民受的。”高贺认为，这是当时村民极力反对土地流转的最直接原因。 对此，《民生周刊》记者联系到一位知情人士。据其回忆，2009年8月，河北某钢铁集团以筹建大型现代化养鸡场为由，拟占用上述几个村的3600亩土地作为建设用地，其中集体土地2500亩、农民承包土地1100亩。 “而所谓的‘流转’，实际上是当地假借政策之名，变相租占农业用地。”这位知情人透露，按照当地政府对企业的承诺，企业可以先与村委会签订一份租用地协议，而后村委会再与农民签订土地流转协议。待流转工作全部完成后，企业将“租金”分期交给各村村委会。 至此，又一个问号被划出。钢厂是一个典型的工业项目，依据《土地管理法》的相关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 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既然如此，这家钢铁集团为什么要将新项目选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