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做社会企业家.docVIP

提供“半农半X的生活” 撰稿：陈统奎 我是英国文化协会在中国举办的“社会企业家技能培训班”学员，参加了2010年在南京举行了初级班和高级班，后来我在《南风窗》上发表《社会企业在中国》一文，介绍来自英国的社会企业理念。“做社会企业的人都是因为关注社会问题，并发现商机，然后决定‘我来做’。这是一种天然的使命感。”项目官员彭艳妮这样解释，“社会企业最核心的是使命，商业手段只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方式。” 正如英国社会企业家Dai Powell对我们中国学员阐述的那样：“经济体任何行业都可以有社会企业，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政府管不到，私营企业也管不到，需要社会企业来填补这些空白。社会企业对提升整个社会的生活质量有很大影响。”这个影响是什么？阿育王基金会总裁比尔·德雷顿回答：“社会企业家不会满足于授人以鱼或授人以渔。他们除非把捕鱼业革命化，否则不会罢休。” 我原来是一名记者，却梦想做社会企业家，这是为何？我创建了博学生态村及其发展理事会，短短一年多的时间，我们开发了海南岛第一条山地自行车赛道，修建了用于培训农民的文化室并请姚明题写牌匾，还开张了花梨之家农家乐，自己投资并吸引其他乡亲一起建设民宿，此外还带领蜂农创立“火山村家蜂”蜂蜜品牌……一个小山村开始走向全国大舞台，很多人惊讶：真是很特殊的一个创业者耶，他搞一个生态村，还说什么社区营造、社会企业等一堆新概念，少见！ 为此，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罗家德称我为“知识返乡青年”。 创建博学生态村 事实上，我创建博学生态村，正是出于一种社会使命感。 我的老家在海南岛。我用“记者的眼睛”看到了海南岛一种不公平的社会现象“富旅游，穷岛民”，国际旅游岛这个国家战略让海南迎来史无前例的大开发，但是岛民基本上无从参与，长久下去将被边缘化，更多的农民将成为失地农民，他们原有的家园盖起一个个五星级度假酒店或高尔夫球场、风景区的同时，他们却被晾在一边。我出生的海口市火山口地区博学里，是一个古村落，也面临被征地搬迁的危险，但我带头说不，拒绝了一个投资约300亿规模的旅游项目。 我们不是不要发展，而是要自己发展。2009年底，我带领乡亲们创建博学生态村发展理事会，搭这个平台，一是组织培训村民，让博学里农民转型为“知识型农民”；二是作为外界的人力、财力、物力、资源的接受中心，用社会的资源和力量来帮忙一个传统农村的发展和转型，对抗蛮横的资本，实践一种民有民享民富的发展模式。后来知道，英国近年来社区公司成为一种风潮，即用社会企业的理念来发展社区产业。但2009年起步的时候，我还没接触社会企业理念，当时只有一个朦胧的概念：我们要自己发展，不要成为资本的奴隶；我们要自己当老板，不当打工仔！ 启蒙我走向“生态村道路”的是一个叫“桃米生态村”的台湾小山村，它距离日月潭不过15分钟的车程。1999年台湾921地震后，一对夫妻记者——廖嘉展和颜新珠，放弃台北的繁华，放下笔杆子，创办台湾新故乡文教基金会，与在地居民一起打造出来的一个“社区理想国”。地震前，桃米是一个传统农村，经济凋落，年轻人纷纷逃亡都市谋生，还因为埔里镇的垃圾填埋场在村落附近，自嘲为“垃圾村”。如今，桃米变成了游客青睐的“世外桃源”，一年游客量超50万人次，光旅游这一块营业额就有1亿多新台币，即2200多万人民币。 2009年9月，我第一次来到桃米生态村时，震撼了。记得那是一个傍晚，我在台北淡水河边看着夕阳发誓，我要学习廖嘉展和颜新珠这对夫妇，回老家创建生态村，让生我养我的博学里古村落打造成享誉全中国的观光乡村。从台湾回来一个多月后，我就真的回海南岛创建了博学生态村发展理事会。你可能不相信，我们村集体没有一分存款，我却号召村民修建一条耗资数百万的山地自行车赛道，这个从零出发的故事堪称“创业经典案例”。我们村委会党支部书记王传生是一个“智多星”，他给我出了三条主意，一、所用土地请村民捐；二、施工资金先请施工队垫付；三、物料费向村民借款。 我这样说服村民捐土地：“假如你有一亩地，你捐了2分修路，但发展后，你剩下的8分地比现在一亩地还值钱。”村民们个个是“理性人物”，一条长3公里，宽3.5米的山地自行车赛道所有土地，他们轻轻松松地捐出来了。按我们当地征地标准计算，差不多200万元。向村民借款买物料铺路就更显社区团结与合作的力量了，我自己带头借了2万元，理事会理事们纷纷带头借款，有的近万，有的几千，最少一个100元，我们很快凑了近10万元，不到3个月就把一条山地自行车赛道修出来了。3个多月后的2010年2月26日，我们就承办了海南省自行车联赛山地越野赛，轰动海南岛。 这里面的关键问题是，我们怎么敢“负债发展”？奥秘是，我在桃米生态村学习到一个重要的工作方法——对的事情，做，就对了——如果你能感动自己一定能感动别人，只要你勇敢走出第一步，一定有人支持你。海南记者范南红为我道破其中玄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