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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溢出与中国FDI地区分布非均衡增长
知识溢出与中国FDI地区分布非均衡增长
作者简介:
陈继勇(1953-),湖北应城人斌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美国加拿大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时_兼任中国美国经济学会会长、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等职务,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外商在中国直接投资地区非均衡增长现象由来已久。已有的研究表明,这种现象的产生与区域的地理位置、投资环境等因素密切相关。文章在企业学习能力与区域创新理论的基础上构建知识溢出与FDI增长的关系。研究表明。知识溢出的学习能力及区域创新能力是影响FDI地区分布非均衡增长的重要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西部地区应着力提高自身经济水平与自主创新能力,注重区域间溢出效应等政策与建议。
关键词:知识溢出;区域创新;FDI;地区分布非均衡增长;面板数据
中图分类号:F83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09)03-0023-06 收稿日期:2008-11-06
一、问题的提出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FDI对于一国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稳步增长(图1)。与此同时,中国FDI地区分布的非均衡增长也极为严重。据统计,1990年中国东部地区的FDI占全国总额的82.78%,中部地区占15.01%,西部地区占2.21%。2000年中国东部地区的FDI占全国总额的87%,中部地区占10%,西部地区只占3%。截至2007年底,东部地区的FDI占全国总额的76.80%,中部地区占18.19%,西部地区占5.01%。
已有的研究表明,FDI在中国地区分布非均衡增长的主要原因被归结为东部发达地区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优势、地区之间针对FDI政策取向的不同、产业结构优化程度的差异等。随着科学与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FDI所产生的知识溢出效应和知识溢出对FDI的影响正日益受到广泛关注。知识溢出带来的知识、技术、信息的交流和更新,能否通过“干中学”和“互动中学”增强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力?FDI地区分布的非均衡增长是否与中国各区域知识溢出的学习能力、创新存在一定的联系?如果存在联系,它们之间是如何相互作用与影响的?本文拟就这些问题进行探讨与分析,以拓宽对FDI在中国地区分布非均衡增长问题的认识。
二、文献综述
(一)知识溢出与学习吸收能力
自内生增长理论的创立以来,国内外学者不断地进行了补充和完善。知识溢出(Spfllovers)的效应研究也得到了部分学者的高度关注。Keller(2001)认为,国际知识的溢出与传播渠道主要有FDI、国际贸易、国际专利、人口迁移以及信息交流等。
在知识溢出效应中备受学者们关注的是新增长理论所强调的技术外溢效应。如,Mcdougall(1960)将技术外溢效应作为考察FDI对东道国经济福利影响的首要考虑后,Mansfield and Romeo(1980)研究了美国企业在英国所从事的研发活动对技术外溢效应的影响,Findlay(1978)设立了一个FDI动态技术转移模型,检验了外资份额等因素对技术外溢效应的影响。大量研究表明,FDI对东道国企业存在技术外溢效应。
Caves(1974)、Globerman(1979)等利用截面、时序数据对加拿大及部分欧洲国家进行了实证检验,检验结果表明FDI对东道国企业存在明显的正向效应。Cohen and Levinthal(1989)在研究企业研发时首次提出“吸收能力”这一概念,他们认为企业在加大研发投入后会促使其技术进步,从而增强企业对外部技术的学习与吸收能力。因此,FDI对发展中国家企业是否产生技术外溢效应,取决于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学习与吸收能力。
随着中国改革的日益深化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外商在中国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逐渐优化。FDI不仅促进了中国的资本积累,而且通过知识溢出效应,促进了中国企业的研发能力、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增长等。而学习正是吸收这些溢出效应的最好途径,通过“干中学”、“互动中学”等学习方式吸收并掌握这些溢出效应,更有利于提高区域的创新能力。
“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概念最早由新增长理论的先驱阿罗(K Arrow,1962)提出。阿罗认为,人们在日常生活、工作中解决问题所积累的经验就是一种学习过程,由此上升至一个国家在进行投资后,在生产过程中所累积的经验,即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作为一种内生变量,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
“干中学”这一学习方式的特点是企业自身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进行学习和积累解决问题的经验。在这个过程中,符合自身特点的经验将会保留。产业集聚对“干中学”产生深远的影响,因为产业集聚更容易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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