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拿》体温恰如其分.docVIP

《推拿》体温恰如其分 　　胡殷红（下称胡）：对你的创作脉络我应当说比较熟悉，可是，读完了《推拿》，我还是吃了一惊，你怎么写起这个小说来的呢？ 　　毕飞宇（下称毕）：我的写作当然有恒定的东西，不过，说到具体的故事、具体的题材，我其实自己也不能把握。这几年我其实在打知识分子的主意，可是，你知道，我不是一个学者，我的生性就是个小说家，对一个小说家来说，没有比朝三暮四、改弦更张更容易的事了，当我决定了要写盲人的时候，我在书房里把眼睛闭上了，一闭就是很长的时间。不过，闭上眼睛似乎对这本书的帮助并不大。 　　我从盲人的局限确认了我们的局限，这个“我们”就是我们这些健全的人。目光究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积极一点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目光的作用是功过相当的。有时候，目光是我们的桥梁；有时候，目光是我们的阻隔。当然，我还要说，这里的目光其实只是一个象征，我指的是我们人类的认知。所以我要反复一个词，理解。它太难了。在许多时候，关于理解，我们只是嘴上说说而已。人生最大的不幸就在于，我们其实生活在误解当中，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精神总是那么不安定。在《推拿》当中，几乎所有的一切都是错位的，这让我很伤怀。我借助于盲人，写了盲人之盲，其实，我知道我要说什么，我想说人类之盲。如果说这部小说在塑造了一群盲人之外还有什么意义，大概就在这里了。 　　胡：读《推拿》的时候我一直有个感觉，你既然写了一部盲人的小说，小说的调子就必然是黑色的，然而，小说并不“黑”，相反，还有些“亮”，甚至比你以往的小说还要“亮”一些，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 　　毕：盲人和盲人是不一样的。总体上说，“50后”、“60后”的盲人有相同的特征，他们大多数陷在黑暗里头，很静默，他们的性格是相似的。但是，世道变了。“70后”、“80后”的盲人很不一样，他们的明亮和乐观让我惊诧不已。我经常和他们一起玩，他们大多有很好的教育背景，性格鲜明，很会玩，很能疯。我特别想强调一下，他们性格鲜明，这是非常重要的。我想说，这真的是改革开放的结果。我有几个特别要好的盲人朋友，说出??你也许都要惊奇，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时常会忘记他们是盲人。我和他们开玩笑，他们居然会骂我，说我“瞎说”。在盲人的嘴里，“瞎说”是一个关键词，它甚至不是一个词，是人生的态度和心理的状况，它是乐观的、明朗的。你说，我怎么可能把《推拿》写“黑”？ 　　胡：你以往的小说特别地冷，令人窒息，几乎不给人希望，读完了《推拿》，我问我自己，这是毕飞宇吗？《推拿》里也有冷，可是，从大处来说，应当说是一部温暖的小说，我还是想知道，你是怎么温柔起来的？ 　　毕：我其实没有变，起码现在没有。我了解我自己，我不冷酷，我的心很柔软。但是，小说终究是要面对许多东西的，对有些东西我的手不能软。我是一个小说家，我不能把眼睛闭起来，我不能做出一副小女孩的样子，翘着兰花指，弄出一脸的天真烂漫。这样的作家不是没有。有时候，把小说写得那么冷，对我来说其实也是一种煎熬，我在书房里是很痛苦的。如果说我有什么值得自豪的地方，我只能骄傲地告诉你，我能承受，再痛苦我也能把话说清楚。我是一个小说家，我不是小说主人公的外公。 　　《推拿》和我以往的作品不同，也许你已经注意到了，在人物的基本生存之外，我尽可能不涉???余，《推拿》里没有和我过不去的东西，我和《推拿》里所有的人物都很亲。在第一稿里，都有些过分了，在二稿和三稿里我又作了一些处理，我觉得《推拿》现在的体温是健康的，恰如其分。 　　胡：是的，我注意到了，在人物的基本生存之外，《推拿》几乎没有涉及什么外部的东西，社会啊，历史啊，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你以往作品里最常见的内容，这一次为什么要作这样的处理？ 　　毕：这是有原因的：第一，盲人的身上所承载的社会性和历史性相对来说要淡薄一些，这是一个实情；第二，盲人自身的障碍太巨大了，活着，工作，已经很不容易了，作为一个作者，我再把其它的压力过分地投放到他们的身上，我真是很难下笔。所以，在《推拿》当中，我更多地考察了人物的“内部”，对“外部”，我作了最大的压缩。《推拿》的格局是相当小的。 　　胡：还有一点，按照我的理解，在长篇小说当中，人物总是有主次之分的，在《推拿》当中，你写了一大堆的人。我注意到，每个人所占的比重虽然有区别，像王大夫，可以说是一个主线了吧，但是，每一个人物所占的比例在大体上还是相当的，你怎么敢这么做？ 　　毕：我为什么不敢呢？我为什么要对“长篇小说”作一个“自定义”？我已经欺骗了自己很长时间了，我不想再欺骗下去了。长篇小说有它的尊严和自由，这个尊严和自由有多大，小说家的空间和挑战就有多大。你为什么不反过来说，在这样小的一个格局当中，你完成了一个长篇，应当得到格外的尊重？《推拿》漂亮不漂亮另说，我完成了，有模有样。当然，这也不是我的首创，所以，我也没有什么可以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