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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话剧现实主义戏剧观形成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西方文化纷至沓来，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及及正在欧洲崛起的、在新浪漫主义名义下的未来派、唯美派、象征派、表现派等全新的戏剧文化观念都被加以译介和评判。 　　正如郑伯奇所说：“西欧两世纪所经历的文学上的种种动向，都在中国很匆促地而又很杂乱地出现出来。(《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集?导言》)。”话剧作为一种直接引进的西方艺术形式，更体现着西方戏剧理论及美学思潮对中国现代剧坛的全面而深刻的影响。中国话剧的现实主义戏剧观就是西方现实主义戏剧思潮在中国文坛上的一种衍生形态。但中国话剧现实主义的形成和发展，却又有着自身特殊的情况， 　　西方的现实主义戏剧运动，肇始于左拉的自然主义对法国浪漫主义戏剧的反叛，一如浪漫主义对古典主义戏剧的挑战，西方额戏剧思潮表现为一个逐次更迭的过程。由于自然科学家们的大量发现，哲学家们的深刻思索，给他们带来解决这个世界的新方法、新武器，个人主义、人道主义的思想给他们带来揭露黑暗，刺破黑暗的力量，于是现实主义适逢其时，蔚然成象。真正成为西方现实主义戏剧奠基人的是易卜生，其后有瑞典的斯特林堡、德国的霍普特曼、英国的萧伯纳和高尔斯华绥、俄国的契诃夫、美国的奥尼尔等。并随着现实主义戏剧文学的繁荣，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演剧体系和演剧理论，更使珏方现实主义戏剧在欧洲戏剧史形成一个高峰。显然，西方现实主义戏剧运动是有着强大的理论学说作为支撑的，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现实动机在其特定历史发展阶段下产生的。 　　而中国话剧的现实主义，一方面是直接受到西方现实主义戏剧思潮的影响；另一方面却没有一整套哲学理论学说的准备和深刻的文化运动背景，造就了中国话剧现实主义的先天不足之处。但这种影响，却不是一种简单的、被动的、消极的影响。而是在与接受主体的文化、心态发生着撞击，它是一种历史的选择，民族的选择。西方现实主义戏剧理论是经过我国接受主体的揣摩、抉择、融合，甚至误解、扭曲、变形而实现的。由于接受主体的美学观念与思想倾向，决定??影响的性质、范围和程度。这样，它就从根本上决定着中国话剧现实主义的发展特点和发展道路。 　　中国话剧的起点是1907年春柳社在东京演出的演出《黑奴吁天录》，这是由日本留学生组建的，因看到当时日本在自由民权运动中产生的新派剧，被其新颖形式及民主精神所吸引，虽然当时正是现实主义思潮在世界范围产生广泛影响的时刻。但就文明戏的主潮来说，并没有倾心于西方现实主义。而是先转向了雨果、，拜伦、小仲马等人的浪漫主义戏剧和以斯克利伯为代表的佳构剧。除热衷于翻译、改编浪漫戏剧外，自编的剧目也具有浪漫主义的色彩和情节，如演出法国小仲马的《茶花女》《热血》(演出时名《热泪》，原作者法国萨都)等。话剧创始人之一的欧阳予倩自己也说过当时“颇有唯美主义的信仰”(《自我演习以来》)在较长时间内，他仍“以唯美主义自命”(《自我演习以来》)，甚至到了20年代后期，他创作的话剧《潘金莲》和歌剧《荆轲》，依然激荡着讴歌“美与力”的唯美之余风。最著名的剧作家田汉先生也是重主观、重抒情、重想象的浪漫主义剧作家。 　　之所以倾向浪漫主义，首先是与正在酝酿和发动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运动造成的历史情境和激进的民主主义思想，投合于浪漫主义那种直抒胸臆、驰骋感情、歌颂英雄人物的基调有关；另一方面是西方浪漫派戏剧和兴起于法国的佳构剧，适合于中国人的传统欣赏习惯，在把人生的黑暗面暴露出来后要引入于一种艺术境界，将人生美化，生活艺术化。所以所说对西方浪漫主义的倾斜，是有着中外戏剧文化初次撞击的契合点，也展现着接受主体的制约性。尽管处于辛亥革命高潮前后的文明戏的演出剧目，有着浓郁的浪漫主义色调，但大抵具有强烈的关怀现实的革命意识，及同民众相联系的特色。现代中国，社会政治是激动全社会的首要问题；民族矛盾和阶级斗争是时代激流的漩涡中心，现实需求戏剧的社会审美远远超过艺术审美，个人感情的抒发与“超功利”的纯艺术观念开始受到人们鄙夷，这就历史地造就了作家在艺术美的追求中对现实的执着精神。转向革命抗斗精神的鼓舞和民族命运的探求基于对中国国情和变革现实需要的思考，使其逐渐偏重于反映现实与剖析现实。于是源自欧美的话剧现实主义传统，即所谓“新剧之真精神”进入中国文人的视野，当时译为“写实主义”的“真精神”成为现代文学向往与追求的目标。当普罗戏剧浪潮卷来，卢那察尔斯基“一切积极的阶级都是现实主义的”观点也在中国产生强大影响时，浪漫主义没能逃脱席卷而受挫，并在现实刺激下走向现实主义。 　　所以说，中国话剧现实主义戏剧观的形成就是一个实用功能被不断强化的历史过程，“开启民智”“改良社会”的战斗性成为_般现实主义文学的特点。这源于中国人最初引进话剧的愿望，那种强烈的救国冲动和功利期待。也与深厚的中国戏剧教喻功能价值观念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