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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支出规模经济波动与经济增长――基于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 　　摘要：笔者在Barro的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理论基础上，引入经济波动以反映政府支出规模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利用中国28个省(市、自治区)1979年-2008年的面板数据，检验了政府支出规模与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我国地方政府支出规模与经济波动对区域经济增长都产生了负效应，且经济波动比政府支出规模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负效应更大。因此，政府在追求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要更加注重保持经济增长的稳定性。 　　关键词：政府支出规模；经济波动；经济增长 　　基金项目：浙江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决策科学与创新管理”资助项目(RWSKZD01-201105)。 　　作者简介：沈炳珍(1961-)，女，江苏无锡人，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经贸学院教授，主要从事经济统计学和发展经济学研究；黄漓江(1985-)，男，陕西成阳人，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经贸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经济统计学研究。中图分类号：F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12)01-0018-04 收稿日期：2011-05-08 　　一、主要文献回顾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长期经济增长由知识、人力资本等内生变量决定，政府可以通过增加基础设施、基础研究和教育支出等公共品方面的投资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内生增长理论以Barro建立的纳入政府支出的简单内生增长模型最具代表性，后续研究基本上都是围绕该理论框架进行扩展和细化。在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技术下，最大化消费增长率的政府规模对生产率的最优条件为政府支出的边际产出等于1(Barro法则)。Barro(1990)认为，政府生产性支出包括财产权利保护的投入以及直接进入生产函数的活动支出。政府生产性支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私人资本产出的边际递减(政府支出规模扩大，会使私人资本的边际产出增加，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给定政府支出(规模)，政府非生产性支出的增加会降低增长率，因为更高的政府消费并没有直接影响私人部门生产率，而是导致了更高的税率，因此私人部门的投资报酬被挤占，他们有更少的激励去投资(因此，经济往往以较低的速率增长)。为了验证Barro法则，其他学者进行了相关的实??研究。Karras(1993，1996)认为政府消费的产出弹性具有正向作用，但随着政府支出规模的增加而下降。Gwartney等(1998)基于美国、OECD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实证研究结果，认为政府支出规模及其膨胀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消极作用。Loizides等(2005)试图检验出政府支出相对规模(用政府总支出占GNP的比重表示)是经济增长率的格兰杰原因，还是经济增长率是政府支出相对规模的格兰杰原因。他们以希腊、英国和爱尔兰为样本，得出了短期内所有样本国家政府支出规模是经济增长率的格兰杰原因的结果。Roy(2009)利用美国1950年～1998年的时间序列数据，研究了政府支出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政府支出规模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马栓友(2000)的研究认为政府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根本上取决于其对总产出的边际效应；我国政府劳务是显著生产性的，在政府劳务的边际生产力大于1的条件下，扩大公共服务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庄子银等(2003)考察了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效应，认为中央政府公共支出调整成本的急剧上升削弱了经济增长，而地方政府由于节省了调整成本，因而促进了地方经济增长。马树才等(2005)开发了一个包含政府的内生增长模型，经验估计了我国1978年～2000年期间财政支出的最优规模。 　　随着政府支出规模的扩大，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增强了。政府干预对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但同时也造成了经济不稳定和经济波动。首先，我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都是投资主导型增长，投资作为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奇迹背后的重要因素之一，发挥了关键作用，高增长伴随着投资的迅猛增长。投资作为总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波动也引发了国民经济的波动。Greenwood等(1988)吸收了凯恩斯的观点，认为投资波动在经济周期中起着关键作用，投资边际效率的变化影响了投资和总需求，在劳动市场非均衡的情况下，影响就业和产出。其次，为了保持经济稳定增长，政府多次实施强有力的宏观经济调控。这种做法使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稳定器”作用，但同时也可能增加了宏观经济运行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当经济高速增长甚至出现过热倾向时，为了稳定物价水平和缩减信贷规模，中央银行实施信贷配额和利率调控，以控制货币总量来达到稳定经济波动的宏观管理目标；当经济出现下滑趋势时，政府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以拉动经济增长。可以看出，政府是以逆周期的宏观调控政策来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其宏观调控政策具有减少经济周期波动的作用。最后，从区域角度来看，我国的财政分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