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的“教学做合一”与法国的“做中学”.docVIP

陶行知的“教学做合一”与法国的“做中学”来源：中国陶行知研究会 近日，中国人民大学陶行知研究会主持召开了做中学与中国教育改革研讨会。会上，来自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及部分学生围绕陶行知先生的教学做合一与正在实施的做中学项目进行了探讨。那么，当年来自美国教育家杜威的做中学，被陶行知先生加以改进之后所提出的教学做合一，与今天从法国引进的做中学科学教育项目之间又有些什么关联呢？ 方明（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会长）： 陶行知的教学做合一 １月２２日，《光明日报》三版发表了一则关于教育部‘做中学’科学教育计划启动的消息。这则消息一开始就说，强调以动手的方式开展科学教育是国外科学教育发展的方向和趋势。类似‘做中学’的科学教育方式，在美国和法国已分别经历了１４年和５年的研究探索，取得了比较成熟的经验。接着又讲了我国科学教育的不足，即存在重结果、轻过程；重间接传授、轻亲身体验的偏向，学生动手能力和综合解决问题的能力不强。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教育部与法国科学院签订合作协议，将法国的‘做中学’科学教育项目引进中国。 这则消息给人一种感觉，似乎类似做中学的科学教育完全是外国的东西，其实不然。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中这类优秀教育遗产很多，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和实践是其中的突出代表。 陶行知早在７５年前创立的生活教育理论，其方法论就是教学做合一。教学做合一十分重视做在教学中的作用，认为要想教得好，学得好，就须做得好；要在做上教，做上学。不在做上用功夫，教固不成为教，学也不成为学；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在做上教的是先生，在做上学的是学生。陶行知进一步强调师生共同在做上学，在做上教，在做上质疑问难，进而师生运用科学方法在做上追求做之所以然，要在劳力上劳心。陶行知所说的做上教、做上学也就是做中教、做中学的意思。陶行知甚至把是否重视做作为衡量教育是否真实的标准。他明确指出：先生拿做来教，乃是真教；学生拿做来学，乃是实学。而不能引导人做之教育，是假教育；不能引导人做之学校是假学校；不能引导人做之书本，是假书本。在假教育、假学校、假书本里自骗骗人的人，是假人--先生是假先生，学生是假学生。 做的实践 陶行知不仅从理论上论证了做在教学中的重要意义，而且在自己的教育教学实践中突出了做的重要作用。早在晓庄时期（１９２７年开始），陶行知就要求学生参加生产劳动、社会调查和科学实验活动，从做中学会做人、学会做事。上个世纪３０年代初，陶行知在上海开展科学下嫁运动，通过创办自然学园、儿童科学通讯学校等途径，向工农大众、特别是向少年儿童进行科学教育。在此期间，他始终坚持采用做上教、做上学的方法，把科学技术知识普及到工农大众和少年儿童中去。他提出了玩科学把戏的口号，并亲自到上海的一些小学去，和小学生一起玩科学把戏，以引起儿童学习科学知识的兴趣。他希望中国的儿童从做中学到科学知识，变成科学的孩子，抱着决心去创造一个科学的中国。陶行知实施做上学是与时俱进的，到４０年代前后办育才学校时期，陶行知对做在教育教学活动中的作用又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先后在学校中开展过兴学月、创造月、创造年、科学年活动，设立了少年研究生、少年秘书、少年干事等制度，让学生在科学研究和实际工作中学会治学治事，也就是让学生在做中学，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学习人生之道。１９４１年６月，陶行知在《育才二周年前夜》一文中，对探讨的学习方式，提出：探讨之路有五，即行动、观察、看书、谈论、思考……教师可于一星期前公布探讨纲目，提示参考图书，并指点探讨之路。再由学生组织实践、观察现状、收集信息、集体讨论、整理成文，使学生在集体创造上学习创造。可见当时育才学校进行研究性学习之一斑。育才的许多学生通过做中学成为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足以证明陶行知教学做合一理论的卓有成效，足以证明早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教育史上就有过非常成功的做中学科学教育实践。 在学习外国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妄自菲薄，不应该忘记我国教育传统，尤其是人民教育传统中一切有用的理论与实践经验。 陈秀云（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副秘书长）：?教学做合一的来源 １９１７年，陶行知从国外回来以后，面对的是当时中国封建的、陈腐的教育和一种盲目洋化、照搬照抄的情形。当时他分析概括中国陈腐的教育状况有几句名言：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教死书，死教书，教书死。当时是一种传统的灌输式的、填鸭式的教育，他要从根本上改革那种教育，改变那种教育的方法，因而提出了针对旧教育的生活教育理论。 当时，陶行知在中南大学任教育系主任，他提出要把教授法改为教学法，即教学合一。他提出学习不应该是单方面的，也不是灌输的，应该是教与学双方的，学生是主体。但是他的教学法没有被通过，后来，陶先生辞职，开始搞平民教育。他的教学合一后来发展为教学做合一，在他办的很多学校里推广，并取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