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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茶业甲子春秋 　　策划／组稿　陈　莹　杨　巍　林更生 　　60年，对于一个人而言，也许是意味着从呱呱坠地到不断成熟，进而步入花甲；对于一个战后获得新生的国家而言，意味着从百废待举到百业兴旺。无论是人，还是国家，在其成长或是发展的过程中，必然是荆棘遍布、艰难重重的，这是一个亘古不变的定律。对于拥有着千年历史文化和旺盛生命力的茶业而言，这个定律自然也是不二法门。 　　回首60年来的新中国茶业，筚路蓝缕地一路走来，每一个深深的脚印都清晰地记载了国家、民族的发展与进步。步入21世纪以后，更是呈现出了勃勃生机。这正好应验了当代茶圣吴觉农20年前一个充满豪情的预言：“中国茶叶如睡狮一般，一朝醒来，决不至于长落人后，愿大家努力罢。” 　　 　　一个甲子的筚路蓝缕 　　 　　从上个世纪中叶到本世纪初的前10年，正好是一个甲子。在这既短暂又漫长的60年中，新中国茶业在战后惨淡经营的基础上开始重建，其成长轨迹与年轻的共和国是同步的，在茶叶的生产、流通与消费领域以及产业和市场结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等方面都经历了嗷嗷待哺、羽翼渐丰到展翅高飞这个3个变革过程，步步为营地实现着从农业到工业再到第三产业的逐级跃升，虽然每一步都举步维艰，但这一历程却是曲折向上的。 　　 　　嗷嗷待哺期(1949～1978) 　　中国自近代(1840～1949)以来，内忧外患，战事频仍，茶叶的产销就逐渐呈现出颓势，其间虽有一些令国人值得骄傲的事件，然而经济的低迷、社会的动荡、技术的落后，使茶业一度一蹶不振。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给这一古老产业的恢复发展带来了重生。 　　建国之初，人们刚刚摆脱了剥削与压迫，国家也号召全民开展生产和建设，修复这个千疮百孔的“巨人”。当时，茶业只是作为农业的一小部分，这个时期就如同一只嗷嗷待哺的雏鸟，急需营养和呵护。在有关部门的重视与支持下，投入了人、财、物等“养分”，使茶园面积和茶叶产量开始提高，但是规模还是很小，供销失衡。据统计资料显示，1949年全国茶园种植面积为15.47万公顷，而全国茶叶的产量只有41050吨。其后，随着“一五计划”的实施和对私营改造的深入，国家出台了一些产业政策，如1954年的毛茶预购政策、1957年的派购政策以及1958年颁行的《关于农副产品、食品、畜产品、丝绸等商品分级管理办法》等，逐步地将茶业纳入了国家计划，使生产面积和产量都有较大的增长。1959年，全国茶园面积扩大到了40.13万公顷，茶叶总产量也升至152350吨，且单产也相应地有所提高。 　　3年的不测天灾使茶业这只羽翼未丰的幼鸟饱受摧残，再度“营养不良”，好在有祖国母亲的襁褓，使它不至于夭折。风雨过后，母亲抚平了幼鸟身上的伤痕，而幼鸟也变得更加坚强。在政府的扶掖下，上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茶叶生产基本恢复到灾前水平，其间又经过10多年的稳步发展，至上世纪70年代末已初具规模。但是由于国家对茶业的集中管理与运营，茶叶的内销市场仍然无法在供销的两端寻找到一个平衡点。 　　 　　羽翼渐丰(1979～2000)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昭示着中国改革开放春天的来临。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神州大地风风火火地推行开来，春风的遍拂令中国茶业的羽翼也渐渐丰满起来，开始从幼小步入成熟，发展晋级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 　　1979年全国茶园面积为105.1万公顷，茶叶总产量达到了277150吨。1980年全国茶园面积虽基本与1979年持平，但是茶叶总产量却大有提升，达到了303700吨。茶叶供应量的增加，民众的需求亦在增长，先前计划经济背景下的产业政策已无法紧跟时代前进的步伐，茶叶产销与流通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1984年6月，国务院批转了《商业部关于调整茶叶购销政策和改革流通体制的意见的报告》，确定了将茶叶内销市场与外销市场彻底放开，实行议购议销，边销茶实行派购，而收购计划与收购价格也由指令性转变成指导性，这份文件对于长期在计划经济轨道下运行的中国茶业而言无疑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解除“束缚”以后，茶叶流通环节不断增多，内销与出口茶叶的销售量虽有一些波动，但总体也呈现出不断增长的态势。 　　上世纪90年代以后，改革开放的深入，生产技术的革新，使中国茶产业局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供不应求逆转成为供过于求，茶类结构不断优化，消费需求渐趋多样，茶叶品质也日臻提高。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1998年8月10日外经贸部发文不再实行茶叶出口统一联合经营，由具备出口经营资格的企业自行成交，使中国茶叶的出口量及出口额占世界的总量和金额的比重有了稳步攀升，1991年中国茶叶的出口量为18.8万吨，2000年达到249.9万吨，10年间，增长了32.4％，但国家对茶叶出口仍然实行计划配额和出口许可证管理。 　　 　　展翅高飞(2001至今) 　　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