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权利意识.docVIP

新生代农民工权利意识 　　2011年8月，英国伦敦、伯明翰、利物浦、利兹、布里斯托等大城市爆发大规模骚乱。骚乱的导火索是2011年8月4日在伦敦北部的托特纳姆（Tottenham），一名29岁的黑人男性平民马克?达根（Mark Duggan）被伦敦警务人员枪杀。在托特纳姆，聚集了大量的非洲－加勒比、西非、库尔德、土耳其、爱尔兰和葡萄牙后裔的移民，绝大多数居民是低收入家庭，是伦敦失业率和犯罪率最高的地区之一，居民平均寿命比伦敦平均值约低五年。近30年来，区内各族关系紧张，而非洲－加勒比裔同当地警察之间更是长期处于紧张状态。 　　无独有偶，2005年法国巴黎郊区骚乱的情节与之如出一辙。2005年10月27日，在距离巴黎市区9英里的克利希苏尔瓦地区，为躲避警察的追捕，两名北非裔少年躲进变电所不幸触电身亡。这一意外事故引发了法国自1968年“五月风暴”以来的最大骚乱。北至里尔，南至马赛，东至第戎，法国各大城市的移民青年走上街头，焚烧汽车，砸抢店铺，袭击警察和居民。此次骚乱延续时间超过半个月，规模波及整个法国，近万辆车被焚毁。 　　不难发现，上述骚乱事件的直接诱因是偶发性的警民冲突，深层原因则是新移民无法融入主流社会。在当今世界，新移民的社会融入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在城市化、现代化和工业化的过程中，大量农村人口（对于发达国家则是外国移民）涌入城市，他们往往成为城市经济发展中的廉价劳动力。研究者发现，尽管这些（第一代）移民的收入水平、生活质量、经济社会地位与原城市居民有一定差距，但他们通常不会作社会的横向利益比较，而是作自身的纵向利益比较，因此他们通常有比较积极的社会态度。 第一代移民由于有迁出地境况的比较，对于迁入地的社会不公平和歧视往往比较容易接受，一般并不预期与迁入地的居民有完全相同的权利地位。第二代移民则不然，他们缺乏农村生活的体验，他们对于生活满意程度的参照主要是城市居民的生活，一方面，他们具有更强烈的剥夺感，另一方面，他们强烈地要求权利地位的垂直上升。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希望从事轻松、体面的白领工作或自己当老板，而不愿意像父母那样打工。 在这种心??预期下，第二代移民对于不平等缺乏忍耐，在成长过程中往往采取一些比较激烈的对抗性行为，以此直接或间接地表达他们的不满或平等诉求。 　　 　　一、半城市化道路与地方性公民权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户籍制度和人民公社制度严格限制了人口流动，基本杜绝了自发的移民现象；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城市化率由1978 年的18 %上升到2010年的47 %，且以每年一个百分点左右的速度增长。随着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的突飞猛进，企业热衷于招收来自农村的廉价劳动力，农民大规模涌入城市，尤其是19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的城市化日益加速，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进城打工，其中年轻人占绝大多数，基本方向是由农村流向城市，从中西部地区流向东部沿海地区。 　　然而，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和户籍制度并未因人口流动而打破，农民进城之后，职业改变了，身份却依然不变；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在城市或郊区长期定居，甚至出生在城市，却始终被定义为“流动人口”而不是“城市新移民”。正因为如此，中国2009年城镇化率是46.59%，但城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只有约33%。这意味着有13.6%即1.28亿生活在城镇里的人没有真正城市化。显然，这样一个过程不同于我们通常所说的城市化，因为这些来自农村的打工者只是被吸收到了城市的经济系统，却没有被城市社会接纳，无法参与城市公共政治生活。也就是说，城市仅仅把他们当作劳动力、消费者或者一个生产要素，而不是移民或公民，在经济上加以吸纳，在政治上加以排斥。笔者将这样一种城市化模式称为“半城市化”(semi-urbanization)。 　　户籍制度是中国半城市化道路的制度基础，其本质是一种地方性的公民权(Local Citizenship)。所谓地方性公民权，就是在地方层面而不是国家的框架内进行权利配置与社会排斥(entitlement and exclusion)。这种地方性公民权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公民权。在西方国家，公民权通常是在全国范围内统一配置的，这是属于政治共同体完全成员(full member)的一种地位（status），所有拥有这种地位的人由此获得的权利和义务是平等的。 　　在当代中国，公民权是与户籍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个公民一旦离开了户籍所在地，而在另一个地方长期居住，就意味着公民权的丧失。在城乡二元结构和缺乏人口流动的前提下，地方性公民权不构成一个问题，而伴随快速城市化和大规模人口流动，地方性公民权的正当性开始遭遇质疑和挑战。 　　 　　二、新生代农民工与权利意识的上升 　　 　　在当代中国，同样存在一个庞大的新移民群体。这个群体由两部分人组成：